不过，先前部分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对加尔文教的教政体制和宗教信仰深恶痛绝，甚至到荷兰宗教大会召开之前，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加尔文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在多尔特，加尔文教派党同伐异、傲慢无礼、逞凶肆虐，这更加深了英国神职人员对他们的厌恶。虽然在逻辑上，阿米尼乌斯派的教义没有早期宗教改革者的教义那么严密，但他们却迎合了民众的心理，相信上帝的公正和仁慈，因此，这个教派的势力不断壮大，很快，这种影响就引起了王室的注意。詹姆斯一世即位时，神职人员只要公开宣称他们信仰阿米尼乌斯派，就会面临着被剥夺法衣的危险，但现在，信仰阿米尼乌斯派成了晋升的标准。如果一个出身低微的乡绅询问一个牧师，阿米尼乌斯派拥有什么？这个牧师就会回答，他们拥有真理和智慧，同时他们还拥有全英国最有权势的主教和教长。

一方面，大批国教神职人员从他们原来占据的位置上辞职；另一方面，大部分新教徒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背离了自己父辈的实践和原则。分离主义派遭受的迫害足以激起他们的愤怒，但还不至于导致灭顶之灾，迫害没能让他们屈服，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激进和顽固。在变成一个受压迫的教派后，他们把自己的报复心理错当成对上帝的虔诚，通过阅读典籍和冥思默想来激励自己，时刻铭记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当他们激发起心中对敌人的仇恨时，他们以为自己在仇视上帝的敌人。实际上，在新约中，即便有人受到花言巧语的诱惑而误入歧途，也没有理论支持这种邪恶情绪的蔓延。不过在旧约中，记载着一个被上帝选中的民族的发展历程，这个民族中的个人和牧师的复仇经历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依据。这些人为整个民族尽心尽力，但如果不是出于民族的利益而单独行事，将是极大的罪恶。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想找到一种扭曲、残暴阴郁的精神来迎合他们的需要也并非难事。因此，极端的新教徒将旧约视为经典，虽然他们没有公开表态，但这都体现在他们的情感和行为之中。他们给予希伯来文以很高的地位，但却拒绝接受耶稣和使徒保罗用这种文字留给我们的著述，他们不是用基督教圣徒的名字而是用希伯来主教和勇士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子女命名。从远古时代开始，教会每周都会举行活动来庆祝耶稣的复活，但他们却无视路德和加尔文的陈述和声明，将这个节日变成庆祝安息日的活动。他们在摩西律法中寻找法律体系的原则，在犹太士师和诸王的记述中寻找指导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先例。他们的思想和表述都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但我们一定不能效仿他们的行为。那个将身陷囹圄的国王砍得遍体鳞伤的预言家，那个将女王的鲜血喂狗、举旗反叛的将军，那个不顾忠诚的信仰、不顾东方人好客的传统，将钉子钉入逃亡盟友的脑袋里的妇女——这些盟友刚才还在她的船上吃饭，还在她的帐篷中休息——都被基督徒当作典范，告诫他们忍受王室和神职人员的残暴。他们的道德和行为举止都要符合犹太人的法典，当犹太人的处境危险时，激进派的服饰、行为、语言、研究和娱乐消遣都要遵循所谓的神圣原理。就像那些伪善者，为自己受过洗礼的双手和拥有护身符而沾沾自喜，嘲笑那些救赎者像不守安息日的人或者像酒鬼。把花环挂在五朔节花柱上、为朋友的健康干杯祝福、把玩雏鹰、猎杀雄鹿、下象棋、前额卷发、沉迷于纸牌游戏、接触处女的身体以及阅读《精灵女王》都是一种过失。像这样的规定，和路德的自由精神和享乐主义格格不入，茨温利那冷静而充满哲学色彩的智慧也被他们轻视，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修道院的忧郁气氛。他们拥有作为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应具备的学识和口才，他们也依靠这些学识和口才脱颖而出。新教徒的宗教学校却满怀狐疑地看待他们，如若不然，就是对他们厌恶至极。有些新教徒甚至对教授拉丁语法也心存顾忌，因为其中出现了马尔斯、巴克斯和阿波罗的名字，美术已经成为禁忌。管风琴发出的庄严声音时断时续，本?琼森戏剧中的轻音乐却变得放荡不羁，在英国，一半的绘画弥漫着偶像崇拜的色彩，另一半则不堪入目。你很容易就能从人群中认出那些极端的新教徒，因为他们的步法、装束、平直的头发、一本正经的脸色、不断翻白的眼睛、说话时的鼻音，特别是他们特有的方言都和众人不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摆出《圣经》中人们的形象和派头。他们粗暴地将希伯来的语法运用到英语中，在古代，一些遥远的国家创作了一些放荡不羁的抒情诗，他们就借用其中的比喻来谈论现今生活中普遍关注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教义最令人惊奇的特点，不仅是宗教人士，甚至连那些纨绔子弟也对他们的行为嗤之以鼻，这并不是毫无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