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查理一世手中有任何反抗的筹码，他根本不屑回应这些要求，但议会如果不要求那么多，就很难保证自身的安全，双方都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国内大部分民众都支持世袭君主制，赞成共和制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他们也不敢公开表态，因此，想要打破君主制也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我们不能对国王抱有任何幻想。有消息称，国王下决心制伏议会，然后让他们提交一个新的权利请愿书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议会可以从国王那里得到一个新的承诺，就像他以前一直做出的承诺那样，不久之后他就会违背这个承诺，但最近的证据显示，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只是缺乏一支强大的军队，否则早就颠覆原来的制度了。现在征服爱尔兰需要组建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因此，如果让国王依照惯例掌握最高军事权力，国家的未来就会陷入绝望的深渊。

如果一个国家面对英国当时的处境，当君主制还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敬仰但人们对王室成员却充满怀疑和憎恨时，国家应该走向何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维护王室的尊严，无情地抛弃民众，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在1399年到1689年的所作所为。在1642年，如果一个人能像兰开斯特的亨利公爵一样，能够起兵声讨理查德二世，或者像奥兰治亲王威廉一样，能合法地继承詹姆斯二世的王位，或许，议会就会主张改朝换代而不会对政体做任何正式的变动。他们会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即位，这位君主仰赖议会的支持，政府的管理也会和议会的愿望和要求保持一致。在议会党派中没有一位出身王室的贵族，虽然党内不乏德高望重之人，也不乏才能出众之人，却没有一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被推举出来充当国王候选人的合适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议会又不能推举出一位合适的新君人选，这顶王冠还是要落在查理一世头上，因此，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选，那就是把这顶王冠和王室的特权分离开来。

议会建议对政体做相应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起初有点出人意料，但当明确提出并形成建议纲领时，这些变化还不如四十多年后光荣革命所做的变化多。事实上，虽然光荣革命并没有在法律上剥夺国王任命官员的权力，但光荣革命之后，如果一位官员忤逆了议会的意图，他掌握权力的时间肯定不会超过半年。国王的确拥有册封贵族的权力和重要的司法权，但实际上自光荣革命之后，在政府运行过程中，国王必须在顾问的指导下行使这些权力，而这些顾问必须得到议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1642年圆颅党的领袖和半个世纪后光荣革命的领导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政府运行过程中给予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此来终止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在光荣革命中，政治家们通过改朝换代间接地实现了这个目的，1642年，圆颅党的领袖无法改朝换代，只能通过直接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反对派的要求意味着国家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正式转移，议会取代国王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毋庸置疑，这样的转变让那些尊重宪法权威，惧怕激烈改革的人感到震惊。最近，这些人也希望下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权威，但这些愿望最终全部落空。查理一世的背信弃义已经让他的宿敌和他势不两立，一批保持中立的人本来要支持他，也因为他的背信弃义对他颇有怨言。他无情地对待自己最好的朋友，让他们受到奇耻大辱，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因为耻辱和怨恨而疏远了他。如今，保王党无论如何都要在两个危险之间做一个选择：虽然他们曾经谴责过王室的行为，也曾因为王室所说过的话而心灰意冷，但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匡扶王室，而不是去贬低王室的权威、重塑国家的政体。正是出于这种情感，尽管有些人的学识和美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他们带来荣耀，但他们依旧选择追随国王左右以效犬马之劳。

1642年8月，战争终于爆发，几乎所有的郡都受到战火的蹂躏。互相仇视的两个集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战争初期就断定哪一方更占优势并非易事。议会控制着伦敦、伦敦周边数郡、泰晤士河上的舰队和航道以及大部分大城镇和海港。几乎国内所有的军事储备都任国王随意调遣，议会还有权提高外国进口商品和国内一些重要商品的关税，国王却缺乏火药和大炮。他的军队占领的地区都是农村，所征收上来的税款甚至不及议会在伦敦的城镇中征收的多。实际上，他主要依靠那些富裕支持者的慷慨解囊，他们的资助是军费的主要来源。许多人为了资助国王，抵押了田产、典当了珠宝、打碎了银盘和接受洗礼时用的银碗。议会不顾人民的意愿系统地强制征税，而国王则依靠个人自愿地慷慨解囊。事实充分证明，无论个人的情绪如何高涨，国王的财政总是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