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韦恩·安德烈亚斯（Dwayne Andreas）才华横溢但个头不高。所以，那天当我抬起头看到他略显笨拙地拖着一大摞有两英尺高的书刊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肯定出什么事了。那是1994年，我当时还在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简称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业。而德韦恩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一般不会自己亲自送书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书堆在我桌上，大声说：“豪伊，阿尔打电话来了，我们要帮他摆脱麻烦，让股份公司的那些家伙接受生物多样性这件事，要快！”

我已经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两年了，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肩上的担子不少，既要开拓中美洲的市场，担任阿丹米公司的官方发言人，还要负责关注公共政策。我的办公室紧挨着德韦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马蒂·安德烈亚斯（Marty Andreas）的办公室。德韦恩告诉我他想要我通读这些材料，然后写一篇专栏文章，争取在下周之前把它刊登在某个主流报刊上，随后转身就走。我知道马蒂一定听到了德韦恩刚刚和我说的话，于是我走到隔壁，问马蒂：“谁是阿尔啊？”

马蒂微微一笑，“美国的副总统——阿尔·戈尔。”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与第一届地球高峰会议时隔20年。那次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主题是气候变化、发展与生物多样性。1992年，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他在峰会上倡导生物多样性并警告气候变化的危险。两年之后，他成了美国的副总统，但仍然受到来自大企业各部门的阻挠。那时，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特别是代表畜牧业游说议员的团体最为反对美国政府加入此公约，而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及之后，已有168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戈尔给德韦恩打了电话，他坚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农业企业都应该支持保护生态系统。德韦恩拥有一种从纷乱局势中审时度势找出问题关键的天赋，并且以在政界友人众多而著称。他知道如何维系这些朋友。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文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事农业是我自己身体力行去应对粮食问题的方式，摄影是我的感情应对方式。但是这个项目却为我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让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问题的全貌，了解到环境保护和农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联系，而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说实话，如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

在阿丹米公司的日子

1982年，德文和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搬回奥马哈了。我开始自食其力，靠耕作和在埃塞克斯公司（Essex Corporation）工作来谋生。埃塞克斯是奥马哈市的一家多元化建筑公司。我热爱耕作，享受在埃塞克斯的工作，但我还是略感不满足，老惦记着祖父的事业。

我的祖父，霍华德·H·巴菲特于1943~1949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其后又在1951~1953年再度当选。他的家庭从事杂货生意，在投身政界之前，他就开始经营自己的股票经纪事业。他是一位彻底的共和党人，坚信民主至上的价值观，认为民主值得美国公民去珍惜和保护。然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父亲沃伦不仅是成功的资本家，也是位民主党人。我的父母最初都不是民主党人，但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转向支持民主党。我完全赞成公民权利，这点和我父母如出一辙，但在政治上却与我的祖父站在一边，因为我喜欢一个有智慧、精简而又仁慈的政府。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