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母亲苏珊·汤普森·巴菲特接受了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一些看了那个节目的人注意到了她轻微的语言障碍，猜想她可能中过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时，她刚从与口腔癌的斗争中恢复过来。手术之后，她开始重新学习说话，并且进步很大，但这对她而言其实很费劲。幸运的是，病痛并未让她犀利而善意的幽默有丝毫减损。记得有一次，她面带淘气的笑容，打趣地聊到我父亲，以及他俩之间的趣事：“我以为我会嫁给一个为人类做出宝贵贡献的人，比如牧师或医生，结果我嫁给了一个赚大钱的人。这跟我的初衷似乎有点儿背道而驰，但我知道他的为人，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好了。所以，至于他会赚钱这个事嘛，我也就将就了。”

而就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她因为脑出血去世了。当时她和我父亲正在怀俄明州拜访他们的朋友，所以她去世时他俩是在一起的。后来，我们的朋友——也是大牌摇滚明星U2乐队里的博诺，还在她的葬礼上唱了歌。作为一个不看重金钱的女人，她在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53位，并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

我们家族与慈善事业的紧密联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记者和其他人感到无比好奇。我父亲就曾公开说过，他绝不会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继承。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测，怀疑我们家族内部是否关系不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亲眼见过一些成功商业人士的孩子娇生惯养、不可一世，而他不想让自己的小孩儿也变成那样。他是个务实的人，比如说，他出资购买了一片土地，在转租给我之前，要求我出具了一份让这片土地赢利的商业计划书。他会要求计划书里出现的数字都有据可依，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同时，我母亲的毕生追求就是帮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在帮助孩子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方面。她非常喜欢为外国交换生提供食宿，也会帮助奥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让她义愤填膺。以前，她的车上贴着一张写着“好人来自各色人种”的保险杠贴纸。后来，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种”几个字刮掉并写上了“白种人”，这着实吓了她一跳。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姐弟们开始第一次做慈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母亲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我们的鼓舞有关。那天，父母把我们仨叫到了一起，父亲说他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决定10万美元的用途。当时，我们主要是资助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内布拉斯加州娱乐和公园局（Nebraska Game and Parks Board）、老大姐/老大哥项目（Big Sister/Big Brother programs）和奇卡诺人意识提前教育项目（Chicano Awareness Headstart Program）。私下里，我还给这个基金会取了个小名，叫“舍武德基金会”（Sherwood Foundation），因为它就像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兄弟一样伟大。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低调的基金会，因为它的善款数额既足以资助那些慈善机构，又不会超出我们分析和投资的能力范围。但很快，我们就不满足于现状了。在1999年，父母决定是时候给我们一大笔钱，让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慈善领域中大展手脚。苏茜、彼得和我每人获得了约2 650万美元作为我们个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正是在那段时期，我初步涉足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不久之后，我们便买下了南非林波波地区有猎豹出没的一块地产，并出资建造了一个猎豹园和研究中心，名叫“朱巴特斯”（Jub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