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生不过仅有“40次机遇”，也顿悟到，如果我不先去帮助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保护野生动物就无从谈起。记得我和母亲在2002年一起去了加纳，这些年，她也时常和我谈起我们的慈善事业。其间我四处游历，沿途拍下了许多照片，从中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担负着奉献世界的重大责任。对此，母亲感到无比欣慰。

2003年，母亲被确诊出癌症，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自那之后，我们常陪伴她左右，跟她一起共渡难关。正如她在查理·罗斯的访谈中提到的，她鼓励父亲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2004年1月，她拿出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5 140万美元的股份捐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这是继我父亲之后的第二份大礼，我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富有爱心的善举。母亲逐渐从这场大病中恢复了过来。出人意料的是， 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她还是病逝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世人的损失。但是她仍然在以别的方式鼓励我们做善事，她在遗嘱中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了安排。2005年，苏茜、彼得和我的基金会分别从她的遗产中获得5 160万美元的捐赠。

父亲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悲恸不已。当时的一些媒体也注意到，他因为太过沉痛而根本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母亲的离世使我们都觉得少了一位至亲的陪伴，尤其是父亲。以前，父亲喜欢拿大笔的钱让母亲去做慈善，造福世人。他一直以为母亲会比他活得久。可现在，母亲走了，他要怎么办呢？

父亲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看了看这些数字。捐款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对此我的感触也越来越深。我们曾遇到过很多手头宽裕、慷慨热心的人，他们想向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慈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愿景，只好作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最需要资助的慈善事业，不具备有效的组织机构、管理人才和战略方案来统筹大笔资金。这就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简单可行的项目。当然，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那种项目往往是一次性的，获得的效果不能持续，所起的作用也只局限在当地。同时，有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它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难再革新的地步，其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工作方法似乎也收效甚微。

父亲在了解了慈善领域内的各种组织之后，意识到没有我母亲带路，他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处理这么一大笔钱的慈善组织。这样一来，可供参考的范围就极大地缩小了。他发现，在目前所有运行的基金会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最大也最具活力，是接受这笔捐助的不二之选。该基金会在2006年就拥有290亿美元的基金和200多名员工，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并希望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我父亲正是被基金会的这一宗旨吸引了。

与此同时，父亲也非常欣赏彼得、苏茜和我正在做的慈善事业，并决定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一次非常慷慨的捐款。当时，他委托给盖茨基金会的金额是310亿美元。正如他资助了盖茨基金会一样，他也想资助我们姐弟三人的基金会，但前提是，我们仨必须积极投入到基金会的运作中，并按照法律要求，保证他的捐款都被用于慈善事业。他承诺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会累积给我们每个人的基金会分别提供1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一决定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事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的这场激动人心的旅程加足了马力。他还在自己2012年8月82岁的生日时宣布，要将委托给我们基金会的捐助翻一番，作为给我们仨的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