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庸和我相差无几，他裸露着精瘦的脊背和精瘦的前胸，佝偻着坐在我旁边。唯一能让人根据它称我们为“先生”的，也许就是我们的烟，而且我还不知道这种烟是否也对此地人的口味儿。

她叫我们“先生”而不是同志或师傅什么的，让我们觉得悚然，但她“能抽一支烟吗？”一番话又逗得我们止不住大笑起来，西庸以为他又碰上了理论家，而这种风雅我也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这种又陌生又熟悉的风雅出自一个封闭小地方的姑娘口中，真是让我们觉得万分滑稽，要是我会，我一定向她行那种电影上才能看到的脱帽礼。这话还让我感觉到似乎我不是置身于茫茫无垠的黑夜当中，而是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周围都是等着被我邀请跳舞的淑女们。

她的装模作样让我觉得可爱，让我产生了一种热辣辣的感觉，就是那种想把什么拙劣的华丽东西撕扯一番的冲动。

“……当然可以，请抽吧。拿它叼在你那小嘴上你就更漂亮了。”

她笑笑，捡起我放在身边的烟，轻车熟路地弹出一只叼在嘴上。

“那边儿那姑娘和你是一起的？”我问。

我发现那边那个姑娘比她苗条，比她更漂亮，她穿着一条牛仔短裙，优美的大腿横在草坪上，在月光和灯光下泛着撩人光泽，她的两只手放在屁股后面撑着地面，胸挺得很高，两只小小的乳房朝天高耸，我觉得我骨子里边的一种什么已经被它们召唤去了。

“是。是我们一起的。”

“干吗不叫她过来坐？”

她笑笑走过去了，西庸向我会心地一笑。

两个姑娘并排走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们坐在我们对面，那个长腿姑娘顺手拿起我的烟抽了起来。

“你们是哪儿来的？”

“北京来的。”

西庸一直没说话，也许是怕我什么也不给他剩下，赶快抢着回答。“北京？我还以为你们是广州的呢。”

这里的人们对广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广州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乐土，我和西庸在此地停留的两天之中已经多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北京的男人可比广州的棒多了……”我说。我知道怎样避开各种圈套直奔目的地。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本来简单，不过有那么一部分爱弄玄虚的人，不断搞出点儿新手段，他们沉溺在这种发明的乐趣当中，好使另一部分人忘却了目的地、找不到目的地，就像我和西庸这样，在这个他妈的透明却看不清外面究竟如何的世界上瞎摸乱闯。

“广州的男人有钱。”胖姑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