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得一点儿也不错，看来她们也不爱兜圈子。

西庸一言不发，我的头皮一阵阵发紧，下意识地搓搓手指，那胖姑娘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她大概以为我暗示的是个告诉她我有搓不清的钞票的动作，她兴奋起来。一个人要是到了一听到钱就一阵阵头皮发紧的程度，我认为这个人可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那个长着漂亮大腿的姑娘眼睛里还残存着一点儿温柔，甚至从她那漂亮的眼睛里我还感觉到了一点诗意，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把她从钱这儿暂时拉开，可以带她绕几个圈子，绕到离开钱，越远越好……“北京的男人有好模样儿，还有聪明。”

夜色蒙眬中，我挺起精瘦的胸脯，只有在夜晚我才敢这么干，我估计她们看不到我的肋骨。

“你们是干什么的？”那苗条姑娘家问。

“他是歌唱家。”西庸揶揄地说。

“真的？”

“就算是真的吧！”

“那你唱个歌吧！”她指指那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接着说：“他会弹吉他，可惜没带，要不多好玩呀！”

她甚至高兴地拍起手来，我发现虽然她也许精于算计从阴道到钱之间的距离，可她仍然带有一股尚未褪尽的孩子气，我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婊子才会又纯又富于献身精神，而在万恶的、血腥的、资本主义的金钱社会里不会有这么好的婊子。

我生平不会唱歌，上中学时候列队行走，不开口就会被老师臭骂一顿，事隔多年我仍不知道那老师怎会知道走在四十多人队伍中央的我没唱，大概她有些心理感应，现在有这种感应的人溢了，不稀奇了，多得让你觉得中国每三人当中总会有两个人跳大神儿，剩下的一个也总会点儿什么头撞石碑、拳砸砖头之类的气功，而在当时—照实说，这还真是一种他妈的功夫。

我顿顿嗓子，缺音少律地瞎唱了个下流小调儿，那胖姑娘掩嘴笑了起来：“真流氓。”

“流氓？这世界上谁不是流氓？你说，谁不是？”西庸说着假装找人似的。东张西望：“呵？谁？在哪儿？你指给我看看。”

那苗条姑娘也笑了起来，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溜达的大腹便便的游客说：“我看他就不像。”“那是因为他流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