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一封贺信是真实的，那么共济会依然存在就是确定无疑的。一般来说，在美国假冒众议员的可能性非常小。通过检索这位到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致贺的美国众议员杰拉德·E·康纳利（Gerald E. Connolly，1950～）可以看到，他不仅在维基百科网站上有专门词条，而且还有自己的议员网站和个人网站。从他的简历中可以看到，他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他曾在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 County）担任县议会（Board of Supervisors）的主席，2008年他当选代表弗吉尼亚州第11选区的众议员，他是民主党议员。 这样，就基本上可以判定这封贺信是真实的。

从这封贺信的内容看，其中提到共济会不仅“参与了美国国会、司法系统、总统以及各执行机构”的建设，而且“还参与了首都华盛顿白宫、史密森博物馆群、华盛顿纪念碑以及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建设”。很显然，美国共济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这封贺信能够从网上查到，也表明这些内容都是“公开的秘密”。从贺信中还可以得知，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成立于1811年，其成立时间比马克思出生的1818年还早7年。即是说，这个共济会总会所已经一直连续运作了200多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共济会这个组织并未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消失，它可能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

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共济会的发展情况如何？它在西方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30年间，共济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共济会在西方政治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完善对于西方政治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所必须要从事的工作。

基于上述这些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和现实的需求，著者对西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共济会组织展开了初步的研究。这种初步研究的结果令著者大吃一惊，那就是中国和国外在对共济会的研究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从国外对共济会的研究看，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有关共济会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西方国家图书馆、各地方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英文亚马逊图书网站乃至互联网站上，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共济会图书文献，甚至有共济会早期及当代会议记录以及会员名册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共济会研究文献却少得可怜，国内学者除赵世锋所著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及何新编著的《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外，就只有几十篇论文，这不能不说中国学界在此方面研究存在着缺憾和空白。

二、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世界

在人类数万年的历史中，世界各文明之间频繁交往的时间不过几百年。在此之前，各文明之间因自然地理的阻隔，彼此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同样，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更深入了解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特定组成部分，在人种学、语言学、宗教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和领域，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存在着巨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