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早就点到了这个意思，他说：“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若其交通手段发达，其人口就比一个人口数量大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国家稠密；从这层意义上讲，例如，美利坚联盟北部诸州的人口就比印度的稠密。”以此推论，寄居在微博中，就是居住在人口超稠密的大都市里，这里的稠密，不仅是指人际交往的稠密，更可能包含着思想交流和文化互动的稠密。稠密导致摩擦和碰撞，摩擦和碰撞产生火花，思想的火花在传递和传播中启迪心灵。或可说，在什么样的人际互动环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者，即便连大思想家也不能例外。

康德之所以静态地建筑纯粹理性的大厦，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宁静的世界里，终其一生，未到过家乡60公里以外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德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超过了整个外部宇宙，故他能以一己之力，建构他形而上的理性范畴。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则是动态的，他比康德晚生了46年，年轻时适逢法国大革命，黑格尔在其书斋中肯定感受到了历史浪潮的剧烈拍打，历史的动荡和变幻、历史的大开大阖统统投射在其头脑之中，因此他的哲学被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在他那里，绝对理念的进展有着长长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的时代恰逢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他在历史的变动中，发现了经济地位或阶级地位对人们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资产阶级就是以其经济活动的强势登上历史舞台的。如果在一个相对凝固的社会，历史节奏缓慢，周围人的经济地位没有起起落落，资本主义世界财富的积聚和散落也没有那么瞬息万变和惊心动魄，那么可能难以观察到经济地位如此强烈地左右着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动，并使得社会产生严酷的分化。现在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这屁股更多的是指经济地位和与此相应的社会地位。产生马克思有产生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和经济环境，有相应的人际和社会互动条件。

微博开启了互联网时代的新空间，拓展出人际多边互动的广阔领域，自会结出相应的思想之果。

今天人们对微博的诟病，认为其会造成思想的碎片化，殊不知碎片化是我们的宿命，在中国思想史的源头上，几乎全是碎片化思想，孔子的《论语》就是碎片化思想的结晶，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有五千言，但也不过相当于四五十条微博而已。（载《读书》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