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种族主义为常见的种族优越论增加了一些格外龌龊的转折，然而纳粹主义距离其他种族主义也没有十万八千里。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问种族主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何以那么风行，而应该留意种族主义的形态。欧洲的反犹主义就是一例。以欧洲人如何极尽巧思来仇视犹太人为主题，可以写成一部可观的欧洲文化史笺注。不必回溯太远，从德雷福斯事件就能看到满足三教九流的各色各样反犹主义，从德拉蒙德(Drummont)之流思想打手对犹太人的粗俗鞭笞，到巴雷斯(Barres)与莫拉斯这些著名思想家的细腻反犹文化思考，一应俱全。希特勒来自维也纳，这是特拉维夫以外世界最大的犹太人城市。反犹的暴民政治是维也纳对现代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在这里，希特勒曾经引为角色模范的19世纪末市长卢埃格尔首先发现，在政治上反犹，是选举时动员选民大众的大好法门。就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张大伞底下聚集了各种彼此矛盾的观念，反犹主义也有许多彼此完全矛盾的版本。启蒙运动极盛期间，吉本或伏尔泰反犹，理由是说犹太教是宗教狂热主义与神学极端传统主义。反启蒙的巴雷斯与莫拉斯反犹，理由却是说犹太人搞大同主义与理性主义。另一种反犹主义也无人不知，这种反犹主义仇视一切犹太人，说犹太人如果不是百万富翁，就是布尔什维克。纳粹只是从以上种种反犹主义再进一步，将犹太人从进化之梯往下推，使他们根本攀不住梯子，变成不是人。这样，“犹太问题”就可以变成大众健康或社会卫生问题；犹太人不是带病者，根本就是社会身体里的有害细菌。

在自由主义欧洲的自我形象里，生物学化的社会与政治解释是个重要成分，论者也习惯以1850～1875年为欧洲对其自身文化必将继续进步的信心高潮期。欧洲或欧洲最佳部分今日如此，全世界有朝一日亦将如是。但另外也始终有别具见地者，认为根据进化主义而来的欧洲优越论解释有其正面，也有其负面。情况好的时候，这些解释用之甚为顺手，情况不好时则有反弹。斯宾塞主义可以视为乐观自由主义的进步论的极端。斯宾塞主义惊喜于已进化社会那种复杂微妙的社会分化，其中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合作，只有“奇迹”一词足以当之。问题是这些有机成长越复杂，就越脆弱，比较不像萝卜，而像兰花。在亚当·斯密以来自由主义对国家的看法里，已隐含高度分化的自由主义社会的这种弱点。自由主义想使社会摆脱国家过去无休无止的纠缠而自由运作，素来强调国家的能事不过扰乱自然的事物秩序。依照19世纪末叶完整发展的自由主义之见，自然进化的社会复杂分化是一个先进、文明社会的标志，而国家对这种发展构成威胁。申说此见最力者，就是斯宾塞的《人与国家》，及萨姆纳的《社会阶级间的负债》。

个别部分彼此相异，一个人类社会就会运作，而且运作得最好，就像人体的各个细胞之间有其精细差异。乐观的进化主义者忘了，有机体会死亡，一具分解的尸体就是社会解体的最佳写照。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有机思想家也忘了，在生物自然界，几乎所有突变都是致命的。大自然的各种改变，往往是物种死亡的先兆。社会改变何独不然，如果社会生活是生物生活的自然延伸?

在某一层次上，自由主义颇能因应这些可能性。对高度分化的社会有机体，最明显的威胁是暴力。掠夺性的暴力是自然界令人不能接受的一面：大多数生物大多数时间都在设法吃掉对方。人类的生活应该是有别于此的，因为进化的奇迹，人，能够反省他的生活，这反省使他明白，人如果能设法节制其天性的掠食性，远离可怕原始的吃人习性，最能促进人之生存与繁荣这些自然目的。自由主义者自然而然，认为市场是最好的办法。市场机制能使人在社会内部、社会之间的竞争天性趋于文明化。潘恩与康德是大有不同的思想家，但两人都很早极言国际自由贸易的和平本质。重商主义的贸易管制，是一心积贮战费的黩武君主自然就会采取的政策。商业共和国，亦即我们今天所说有代议政府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爱好和平的。唯其如此，乔治·华盛顿才会在其告别演说中告诉美国，美国大概不需要一般所谓的外交政策。商业的口号是普世友谊。买家仍然要小心，但现在是小心亏钱，而不是小心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