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此说，暴力将会逐渐从欧洲各民族的国内与国际生活消失。国家将垄断国内的暴力，也就是说，任何不是国家所为的暴力，或任何未经国家许可的暴力，皆属非法。国际层次往往可能发生暴力，因为并非所有国家边界都已根据自由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明确解决。一个典型的19世纪说法是，以暴力为“过去的事”，才是和平进步的共识，所有边界纠纷都在这共识之下依照民族分布解决后，才可能有普遍的持久的和平。以暴力为解决国内、民族或国际任何纠纷之道，是诉诸原始行为，不符合时代精神。

这项共识，使索雷尔在1906年着手写作《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索雷尔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有意将“战争”重新摆回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已流于公式化的“阶级战争”之中，但这本书意义不止于此。索雷尔认为，世人如今对一切暴力都大惊小怪，对律师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制度化无形暴力却不以为然。赤裸的暴力在机械化的工作场所差不多已经消失，在学校里，教师甚至已经不准打学生。早期工业主义的资产阶级是必须打倒的阶级敌人，但现在他们跟体面的工人阶级领袖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彼此争锋的两大阶级都变成文绉绉的。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法国工人阶级跟梯也尔先生(Thiers)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曾在巴黎街头打个你死我活，事后不过30年，而一变至此。索雷尔直觉切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社会的一项辩证矛盾，特别是这个社会对其自身看法里的一个辩证矛盾：世纪之交的欧洲一方面认为其社会方案不必再将暴力纳入考虑，另一方面却变得特别容易受害于暴力。马克思主义者索雷尔明白，大概不必多少实际暴力，就能将自由主义社会吓个半死。暴力的“神话”，相当有本事将自由主义社会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看看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引起的那些惊扰，就知道在一个太早庆贺未来必定和平的社会里，只要零零星星的暴力，就能造成什么后果。

欧洲所以会出现“一战”是史无前例之事的理论，原因在此。对于西线可能发生那种规模的死伤，自由主义欧洲的自我观念没有丝毫暗示。我说“自由主义的欧洲”，因为那是“正式”的欧洲。另外有一个欧洲完全不是自由主义，也就是保守的军事精英与官僚体系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向来知道，即使在欧洲最先进的几个国家，自由主义也必须相当时日才能穿透社会与政治建制。在1900年，自由主义还是一种方案，而非既成事实；自由主义者认定未来是他们的，但自由主义还有一些顽强的敌人。那些仍然认为战争是贵族唯一正业的贵族精英，总是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更早文明阶段的残余，等到进步观念越来越既深又广穿透欧洲各地社会之后，可能就会消失。鼓吹战争的贵族阶级在工厂与议会的时代，分明是个时代倒错，因此时间一定会将之送走。贵族仍然有其有限的用场，现代国家不幸至今无法没有军队，而贵族构成军队的军官团。但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由千百种不同的分殊角色构成，军事功能应该可以变成只是社会分工的又一例子。自由主义社会乐意的话，甚至能找些有用之事给贵族来做。贵族讲究彬彬有礼，他们应该有礼地接受“专业化”。贵族无妨不再自视自成一个阶级，改视军人为许多专业中的一种，除了自身的专长，别无权威。

但自由主义犯了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已经隐含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中，只是当时必须有未来学家或天才的眼光才看得出来。但自由主义时代，要走上专业化的不只有军队，政府每个层面皆然。自由主义有志“将国家从社会拿掉”，办法是把规则与法律的制订者与执行者变成领薪水的人员，这些人员能否在职，全凭专业能力。贵族与乡绅统治而政治是地方政治的时代，将会一去不返。中央化的国家机器需要具备适当资格的人操作；中央化的国家机器由出身世族高门的业余人员操作，等于将礼貌周到视同通过驾驶考试。自由主义创造了这样一个由官僚体系掌理的国家，一部与社会分开的国家机器，就创造了一个只等军事主义来接管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另一失策是太将公民和士兵的观念当真，以至于将强迫兵役列为公民义务。现代国家既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就没有谁能拒绝保卫我们在其中享受公民权利的这个国家。这样，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而贵族出身的军事精英担任了这些公民士兵的训练干部，再想象一下，贵族军事精英和他们的平民精英盟友接管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机器，就不难明白1914年德国全国一心投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