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11)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地下运动的老将;父亲伊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成员,1917年之后主管苏维埃泥炭工业(被视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东面的沙图拉小镇,其宽敞、舒适的住宅就在电厂的附近。电厂功能是将泥炭转化成电力,向苏维埃的首都供电。阿列克谢的母亲阿利西娅来自塔林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祖上有德国和瑞典的血统。她希望获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个人品味,显现了她中产阶级出身的遗痕。但在意识形态上,她心悦诚服于共产主义理想,即横扫布尔乔亚旧文化以创造新人。她是苏维埃教学理论的前驱,也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听过前者的演讲,又给儿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34]

阿列克谢自小就崇拜父亲和其他革命者,但他体弱多病,又因脊椎病而不良于行,从而躲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幻想世界。他崇拜列宁,把父亲鼓励他向列宁学习的话牢记在心。他在1923年12月听到列宁的病危消息,便在日记中袒露:“如果这有助于挽救他的生命,我愿冲出家门,把我所有的鲜血献给列宁。”列宁去世后,阿列克谢在自己屋内设了列宁角,在墙壁上贴满列宁的照片和熟记的列宁语录。阿利西娅记录下阿列克谢的政治进步,其中有他的日记、学校工作和绘图的样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评论。正如她自己描述的,她的记录是一份“科学日志”,可作为在家庭和学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指南。阿利西娅鼓励儿子与沙图拉的其他孩子交往—主要来自电厂的民工家庭—在自家大房子里安排各式游戏和活动,让自己感觉已是这些弱势朋友的领袖。阿利西娅在儿子日记本的边缘写道:“遵循你父亲的榜样。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你也要学会充当小伙伴的领袖。”阿列克谢在母亲的鼓励下,与学校同伴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世界儿童协会俄罗斯分会的中央局。他们有自己的徽章、自己的革命歌曲(阿利西娅为儿童编写的《开始》)、自制的红色横幅。公共假日时,他们就在沙图拉镇四下游行。[35]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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