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且借纸遁 作者:葛兆光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四册)是陈义杰整理本,中华书局1992年至1993年出版,这两册记载的是光绪元年(1875)到十五年(1889)间的事情。

这十五年虽然不像1894—1895年那样变化剧烈,但仍是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日本在这期间(即明治八年至二十三年)已经大变。但是,从《实录》和翁同龢等人的日记中却可以看出,中国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仍然在传统生活轨道上缓缓滑行。光绪皇帝的日程功课,仍然是正统儒家的经典《孝经》、《论语》、《孟子》、《周易》、《礼记》、《左传》、《诗经》,外加作为文学修养的唐诗,以及做天子必须了解的反面历史教材明代史事(《明史》)和正面教材清初事迹(《开国方略》)。据日记记载,翁氏在光绪三年侍读,给皇帝讲的便是“孔、颜乐处”(三册,1269页)。士大夫官员则除了官场公务之外,依然是沉湎在三件雅人逸事之中,一是游山玩水访僧问道,三是吟诗作画校书读帖,三是搜集字画古书兼及会客应酬,偶尔把头伸出窗外,才吃了一惊,但是不久又缩头回去,照旧心安理得地过着旧时生活。1875年二月廿五日载丁日昌上折子,告诫朝廷“日本国变峨冠博带之旧习,师轮船飞炮之新制”,觉得这是大事。但是,后来看来还算很明白的翁氏却说,“阴而有谋,固属可虑,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三册,1113页),似乎没有太多警惕,也没有应对的措施,仍然是把东边的邻居,看作“穷而无赖”的岛夷。

其实,翁氏何尝没有异样感觉?在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六日,他就已经写道,“值国事艰难至极之时,又逢讲幄大费劝讲之际,百念灰冷,中怀瘀损,将病无疑”(三册,1462页)。这说的是个人,还是国家?但是一旦走出公门,回到自己的生活,就仍然在写些不咸不淡的诗歌,像什么“读画亦奇事,清淡得暂闲”(1877年八月初六,三册,1306页)。似乎在那个时候,知识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大难将临。所以,一方面心情还是安闲,觉得“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全不想是否真的可能“保境”(三册,1463页),像庄子祯上折子,还在向皇帝反复讲“圣学以用人行政听言为大,听言在致知,致知在穷理,穷理在读书”这种空洞的道理(四册,1728页);另一方面思想仍是迂阔,像曾沅圃论时弊,仍然是“驭夷以柔,以忍辱为主”(1883年,四册,1791页),作出一副宽容大国模样,实际上可能已经是无可奈何了。

光绪十二年,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互斗,在日本打官司,明明日本人无理,但是中方律师最后却说了一段“私中之私话”,说“日廷如肯知照中华认过,谓曲在日捕(警察),并议抚恤,中国素怀大度,谅可化大为小。若执迷不悟,将来欲求今日而不可得,则悔之晚矣”(四册,2044页),虽然气度可佳,但让人想起《红楼梦》说迎春“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也让人想起宋襄公列阵待敌。

(199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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