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读泽田瑞穗《地狱变》（修订本，平河出版社，1991）、《中国の庶民文艺—歌谣、说唱、演剧》（东方书店，1986）、《中国の咒法》（修订本，平河出版社，1984，1992）以及《中国の民间信仰》（工作舍，1992）四种。

这是夏天赴京都大学访问时买回来的，一直没有时间细看。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民间生活现状的调查以及民间文艺资料的收集，一直相当用心，不仅有各种汉学家在中国的旅行记录，还有很多特意来调查，如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对佛教道教史迹的“踏查”（日本人不用“调查”而用“踏查”这个词，郢书燕说的话，倒是突出了田野调查需要亲自走到的意思）。以前曾经看日本鸟居龙藏在晚清贵州的调查报告，其详细和深入，就让我这个在贵州生活十七年的人相当吃惊，至于满铁调查所后来在华北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调查，就更不用说了。所谓研究“活着的中国”这一口号背后，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动机，但是无意中也改变着日本中国学传统的方法和风气。

我所感兴趣的是，在泽田瑞穗的书中有很多“活着的中国”和“藏着的历史”。如《地狱变》中讲地狱传说与泰山信仰，《中国の咒法》中讲“见鬼”、“诅咒”、“蛊毒”、“杂卜”、“厌胜”，特别是《中国の民间信仰》中讲的“杀人祭鬼”和《中国の庶民文艺》中讲的清代民间歌谣。所谓“杀人祭鬼”是宋代中国很流行的习俗，它让人想到，这么文明的表面下，何以有这样野蛮的风气？而清代歌谣中的《绣荷包》、《寡妇上坟》、《小郎儿曲》，何以流传至今仍有人喜欢？所谓“宗教研究”之“三重证据”，一直有人讲，却很少有人做或者很少有人做得好。所谓“三重”，一是考古材料，今天考古材料已经很多，考古学家的解释也很多，但考古学界比较重视早期，至少也得汉以前，而做宗教史的又常常把考古界的研究当作“行外”的东西，充其量是“参考消息”；二是文献，这当然是最普通的研究方法，日本和中国学者在宗教研究中最擅长的就是这一方面，这不必说；三是民俗调查，日本人接受西洋人的人类学民俗学方法比中国快，收集资料也因为有钱而更多。

泽田氏的研究在这三方面均可看，中国宗教研究常注重“史”，但一说到“史”，总是容易进入书斋学院而忽略田野乡村。其实，当年顾颉刚做“孟姜女”、“妙峰山”，已经开了风气，只是后来未成为潮流。我曾在傅斯年图书馆看到那里所藏的民俗材料，但不知为什么，在历史语言所主导的史学主流里，这些东西似乎不很有地位，尽管早就有人提倡“走向田野”。

（199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