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也就是说，有七十二个杰出的传人。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是说孔子之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儒家学说已经分成八派。到底是哪八派，传承的脉络究竟如何，后世学者已经说不清了。大家比较清楚的是，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有孟子一派，还有荀子一派。至于其间的承递关系，谁影响了谁，如何由孔子的弟子，哪一个弟子，传给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哪一位，如何造就了孟子与荀子这两大儒学思想家，由于资料的缺欠，难以理出个头绪来。

自汉代以来，两千年的儒学传统，有不少推测与辩论，然而，文献不足，很多情况是说不清的。近年来由于战国期间简牍文献发现渐多，特别是楚国地区的发现，如郭店竹简及上海博物馆收购的简片；使学者能够确定一些传世典籍的年代，也能由新出土的材料对应文献记载，厘清一些过去讲不清的情况。

譬如说子游。《论语·先进》分类举了十个弟子，说：“文学：子游，子夏。”是说孔子的弟子中，子游、子夏两人的学问好，对文学典籍有深刻的理解，超乎群伦。可是，子游到底写了些什么？过去的文献材料说不清楚。《礼记·礼运》篇，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是子游记的。但是《礼记》一书，一直受到学者质疑，甚至怀疑其中材料是汉儒增饰的，如何可以当做子游的著作？

郭店竹简的出土，使我们首先想到，《礼记》的材料或许都有所本，或许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文献的真实情况。因此，《礼运》篇有可能是子游的亲笔记述。那么，子游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儒家的大同学说是子游写下来而公之于世的。

《礼运·大同》是我们时常提到的经典，假如作者真是子游，他在儒学中的地位，当然就不止是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学：子游、子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