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最大的助力来自王韬。他们两人的合作，达十年之久，不但使理雅各翻译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也使王韬得以接触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这段交往，可说是高层次跨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典范经验，值得多加注意。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中国学者，往往只强调“西学东渐”，不太措意文化“双向互动”的影响，反倒是西方学者从他们自身的兴趣，比较容易看到跨文化交流引起的“双向”或“多向”思辩议题。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 Cohen）对王韬的研究，就很有启发性。

王韬来到香港，随理雅各工作，本来是因为避难，逃脱清廷对他投靠太平天国的通缉。他逃到香港，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安排，对香港这片蛮荒之地是非常不满的，首先是吃不习惯，水土不服，再加上文化娱乐活动贫乏，让这位风流才子十分气闷。理雅各只会讲粤话，一开始沟通困难，也使他感到缚手缚脚，难以安身。

然而，王韬的学识令理雅各倾倒，理雅各的认真执著也使王韬心折，两个南腔北调人、东文西语客，性格与志趣完全不同，居然合作得很融洽，一做就是十年。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三册（尚书）》出版时，特别向王韬致谢，说：“这位学者学识渊博，对经典理解透彻，远超过我认识的任何中国学者。他一八六三年底来到香港，协助我工作，就像带来了图书馆的宝藏。同时，工作充满热情，时而解说，时而论辩，不但大有助益，也使辛劳的工作活泼有趣。”

其间有两年的时间，王韬还随理雅各到英国去，浸润了西方文化与学术研究。当理雅各最后一次离开香港、退休回国时，王韬为香港教会同人写了一篇文章，《欢送理雅各大牧师大人荣旋》，其中说到两人的交谊：“余获识先生于患难中，辱以文章学问相契合，所谓知己感恩，兼而有之者也。”

中国人会说是缘分，理雅各一定相信是上帝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