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爱玲不大像前面所说的轻的语言，她看起来很轻，其实也很重，张爱玲有很多重口味的东西。所以，怎么安放这个作家？文学史修史的观念要变化，尺度要重新来定，而不是以往文学史所定的几个框框条条。

木心先生的创作，我读过一些散文。《羊城晚报》记者发表时，删掉了好几段比较长的。一段是跟20世纪中国作家的比较，给删了，认为报纸读者不需要知道这些；另外一段是关于木心先生的俳句分析，也删了，他认为太专业。

木心先生的俳句，我非常喜欢 “水边新簇小芦苇　青蛙刚开始叫　那种早晨”，“村鸡午啼　白粉墙下堆着枯秸　三树桃花盛开”，“使你快乐的不是你原先想的那个人”，“雨还在下　全是杨柳”……作者的主观完全退了，消失了，它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清新味道，我非常喜欢。因此我觉得木心先生的创作—我在接受访谈时也反复强调—在语言、文体方面确实是可讨论的。

那么，他如果进入文学史，是在哪个观念层面上进入？我不知道，我没有深入研究，需要修史的人研究。实际上，我们的文学史有空地方的，还很多—就像学校里分房子，说别着急，这里还有—这个空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放进去？这是文学史家要考虑的。

而文学史的研究，要结束太宏大的东西，要从思想史的层面落实到文体史的层面，而从文体史的层面，要落实到小说史、诗歌史。小说史要研究叙事学，它是针对诗歌而言的；要研究文体学，它是针对影视作品而言的；它要研究主题学，那是针对纪实文学而言的。最后，如何纳入文学史体系？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陇菲：张柠先生说他是一个狩猎者，我这一生基本上是个闯入者。在座都是文学院的学生和老师，我原来是学音乐的，对文学没有研究。张柠老师一直在谈文学、文学—刚才在教师休息室和孙郁老师讲了一个概念：“文章。”我想，应该恢复中国古典“文章”的概念。什么叫“文章”呢？“文”大家都很清楚，“章”是章华、文采。木心先生说，所有的创造者，都有文采。

伟大数学家豪尔曼?外尔（Hermann Weyl）的《对称》，是他告别学术生涯时写的一本很薄的书，非常精彩。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凡有创造性的人，都有文采？中国古人不讲“文学”，“文学小道也”，中国人讲“文章”。所有学问，都要有文章，没有文章的学问，作者没有创造力；有文章的人，无论他是搞自然科学，搞社会科学，还是搞政治，他是有创造力的。

为什么？木心先生有个说法，叫“三观”—首先要有宇宙观，然后要有世界观，最后要有人生观—两千年前，有个伟大的史学家叫司马迁，讲了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相当于对自然宇宙的胸襟；“通古今之变”，相当于广阔的史学视野；“成一家之言”，就是说出前人没有说出的话，发明别人没有发明的道理。这个“成一家之言”，不是靠道理流传，是靠文采流传。有些歪理，靠文采也能流传至今，比如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没有道理，七十三、八十四不去的人，多的是，可是这句话有文采，顺口就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