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类私房主在新世纪的城市扩张中都遭遇到房屋产权被不明剥夺、侵占，拆迁补偿拿不到或不合理等等一系列被侵权现象，而他们的抗争都有一个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也是学法用法、依法抗争的理性过程。其主要方法包括：到有关部门上访、申诉和谈判，申请行政复议并推动政策改变；司法诉讼；申请结社游行等。行动虽促成了一定的积极结果，如“标准租”房主获得了腾退的房子和土地使用公证，但大多数“经租”房主的维权仍处在旷日持久的相持中。

文化人士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指文化精英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旧城保护中，他们对地方性的建筑文化遗产深怀热爱，对被拆迁的居民也充满同情，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本为自己维权和帮助这些居民，通常采用联名上书、联系媒体和有关权威专家甚至致函世界遗产大会等方式，为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奔走呼吁，构成当代都市运动中颇为独特的一类。

各类业主维权运动与社区自治活动。主要指新建商品房小区的业主为保护合法产权和服务质量而进行的维权运动，起因包括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如就房屋面积、质量、擅自更改规划、产权证、售后服务等产生的矛盾；业主与前期物业之间的矛盾—涉及物业费、物业服务质量、更换物业、公共空间产权等；业主与政府有关部门的矛盾—通常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的矛盾相互缠绕纠结，政府偏袒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不作为或者以行政权力干涉业主自治权利等。业主以各种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性抗争，构成当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成为因保护共同利益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社区认同、社区自治的积极尝试。

在上述各类维权行动中，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城市老住户的抗拒拆迁行动、新建商品房小区各类业主维权行动、社区自治暨业主自组织的建立与努力三个方面。居住和居住空间原本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围绕着有关居住利益的活动也并非政治活动；然而，正如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所指出的，相较于劳动和工作，行动处于“人的条件”的核心位置。行动是政治的真正核心所在，只有它能够成为反抗政治恐怖和一切政治上的恣意妄为的堡垒，也是唯一体现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人类活动模式。行动表现了我们最高的潜能和可能性、独特性，通过行动我们方能被他人感知，并参与超越于我们自身的事务中。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30 。从阿伦特我们得知，积极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行动与言说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维权行动的政治意涵还在于其公共性。阿伦特认为，行动根植于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通过“言”与“行”的展示，我们得以进入人类世界这个“公共领域”（polis）。公共领域与行动彼此交织、相互依存。公共领域是行动和相互交谈的场所，言与行（word and deed）是创造公共领域的能力，这是一个自由的领域，一个“真正的人”的领域。阿伦特进而指出，“极权主义的问题不在于政治的扩张，而在于政治的消亡，那些在自然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规律’面前无所作为或者随波逐流的人，是在放弃自由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生活，阿伦特才会赞美雅典城邦，认为其特殊意义在于，“由于雅典人在一起行动和说话，雅典成为一个人民的组织”31。

就居住的权利而言，身份的政治仍然是被动的，是社会结构安排的结果；唯有为权利而进行的表达与行动才是积极生活，也才是真正的政治。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在于，公民的参与有赖于人的政治自由，也实现了人的政治自由。我们从居民和业主维权行动的社会性、从他们以法律为依据的正当表达中，可以看到抗争行动的政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