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动相对于结构的优先性

“政治机会结构”是研究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概念，旨在通过结构分析说明集体行动得以形成的条件、时机和动力。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社会环境中，维权的“机会结构”和行动空间颇难出现。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维权的集体行动者们面临着“双重的不可能性”32：一方面是原子化的、孤独的、脆弱的个体；另一方面是高度强制性和细密化的结构压力。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行动，无论是“合法抗争”还是“依法抗争”的过程，维权者都接近于与规则制定者玩一场与虎谋皮式的游戏。通过利用体制话语和种种策略进行利益博弈，他们或许可以将强势的资本与权力逼上有法不依甚至公然违法的境地，通过法律途径，他们或许可以使作为文本的制度与实践的制度之间的距离更加突显，然而在现实中，维权行动还是大多以失败告终。这是否意味着行动者在制度结构中无可避免地只能是失败者？我们需要指出的恰恰是，在看似功效甚微的实践中，行动乃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其能动性体现在不断地触碰、试探结构的边界，在狭窄的缝隙中扩大空间，在厚实的压迫中开辟缝隙。与此同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也是在抗争实践中生成和型塑的，不同的抗争主体，其主体意识的形成各具独特性。

亚伦·杜汉（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与社会运动理论就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在《行动者的归来》一书中指出：以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特定分析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学，曾经更多地注重社会系统整合的条件和形式，强化了系统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的对应性，并由此稳固地盘踞在制度（institution）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这两个互补概念上。然而，当现实中社会行动者与社会不再完美地对应，反而互相冲突时，社会突然又陷入危机当中（杜汉，2002：89—91）。杜汉强调要避免掉入两种幻觉：一是将社会行动者从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加以分析；二是去描述一个缺乏任何行动者的系统。前者把社会化约为市场，后者则是功能论的极端形式（杜汉，2002：92）。杜汉批评这种被自然而然地定义为研究社会的古典社会学，质疑把秩序与运转、把现代性与社会组织等同的做法，其造成的后果是社会行动毫无立足之地。一个人愈是探究社会，就愈是忽视各种社会行动者；行动者只能被视为依其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应具有某种属性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依彼此角色之间的对应程度来解释，或根据社会的各种价值、规范和组织形式之整合程度的强弱而得到说明（杜汉，2002：101—103）。

简而言之，杜汉之所以呼唤行动者归来，是基于他对只见社会系统而不见人的强烈不满，这种社会研究将行动者置于社会结构中被动者的位置。

围绕着居住利益的抗争通常很少具有政治性，但是这种利益之争在实践过程中势必唤醒行动者的权利意识，以及对制度文本与制度运行实践之间距离的感知。行动过程会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位置，也有可能改变其结构性位置。而无论抗争的结果是成是败，这一过程都会通过社区关系和记忆留下某些印迹，产生比抗争过程本身更久远的社会性效果。在此意义上，行动者及其行动正在改变着当代中国城市的基层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