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 云

在近代史中，中国托派是一个从未产生过大的影响，且声名长期不佳的政治小团体。中国托派之所以受到不少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独特的政见、坎坷多难的经历以及让人不得不心怀敬意的殉道者精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这个政治小团体的参与者中，有一大批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不轻地位的人物。除了威名赫赫的陈独秀为其领袖外，还包括中央常委级别的彭述之以及诸多在国民革命期间担负过省委书记或省委部长职务的党内骨干。

中国托派领导人中，郑超麟是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位。自中国托派产生，他就是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力量，此后又致力于维持组织生存，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更是历经艰辛、终生不渝。到中国托派消失于历史烟云后，郑超麟又以亲历者身份，成为托派历史的记录者。

在与陈独秀的关系方面，从郑超麟对作为思想导师（后来又是政治领袖）的陈独秀心生敬意那一刻，这种感情就终生不变，彼此在志同道合的同志情谊基础上，又建立了深厚的私人交情。1930年代后期起，陈独秀在思想、政治方面与托派渐行渐远，但郑超麟在批评陈独秀的政治思想的同时，对他仍保持着高度敬意，并且始终以有这样一位领袖感到荣幸。这样，即便他们不再属于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的私人交情却已超越政治，成为维护彼此感情的另一条纽带。可以说，这种分歧中保持下来的交情，比志同道合时不发生冲突的公私情谊更加弥足珍贵。而陈独秀与郑超麟不以“公”妨“私”的交往，也展示出他们各自人品的端正。

一

郑超麟（1901—1998），福建省漳平县人。中学毕业后，“想脱离狭隘的环境，不仅要离开本县，而且要离开本省”1的他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正是在赴法的轮船上，郑超麟偶然读到陈独秀的文章，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这时距他第一次见到陈独秀，还有五年时间。

五四运动前后，福建的社会氛围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是较为闭塞的。因此，五四运动在这里的影响要小很多。当时的郑超麟完全是一个破落书香世家的子弟。他经香港前往法国前，“在香港买了翻世德堂本的《老子》、《庄子》和《列子》，买了商务铅印本的《经史百家杂钞》，买了商务小字本的《老残游记》，连同家里带来的国学扶轮社印的《龚定庵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坏的《白香词谱》”2。仅从购书范围，即可看出郑超麟完全旧式的思想状态及个人兴趣之所在。他自己就说，“上船以前，我始终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3。

郑超麟的思想很快就在轮船上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即1916年11月1日发表的《宪法与孔教》—引者）。”4“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