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新思潮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12月7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6郑超麟回忆：“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五四运动’是在这邮船上经历的。”7对新思潮的态度发生改变，自然水到渠成地导致郑超麟对新思潮的象征人物陈独秀的态度发生逆转。“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8

在法国期间，郑超麟一面在工厂做工，一面通过自学积累学识。后在尹宽引领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一群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宣布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参会代表之一。此时的陈独秀，不仅因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心成为青年人仰慕的“思想导师”，而且已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前进”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人物和共产党领袖。这样，在郑超麟这批接受了与陈独秀相同的“先进思想”的年轻人眼中，陈独秀在中国诸多思想界及政界名人中，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巨大存在。

1923年，郑超麟被选派到俄国留学，进“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春，在莫斯科的李大钊主持了他的入党仪式。7月，因国内革命形势发展，急需工作人员，郑超麟与陈延年等人被派遣回国。回国不久，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开会时，郑超麟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这次见面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此时，陈独秀不过四十多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白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常戴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这是全国革命的青年人所奉为导师的，又是道学先生所深恶痛绝的。关于他，当时已有许许多多神话和传说了。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他，亲耳听了他说话。”9郑超麟同时感叹：“这个人：我第一次识了他的姓名，读了他的文章时，便写长篇日记骂他，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现在竟在他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了。”10

显而易见，此时的郑超麟对于能够在陈独秀领导下工作，是心悦诚服和倍感荣耀的。他颇有些“恍如隔世”的经历和感叹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一大批在陈独秀影响下挣脱旧思想束缚，接受新文化洗礼，然后又走到共产主义的青年人的共同经历和感触。

郑超麟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宣部任秘书，负责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校对发行等工作，后又在上海大学任教，讲授唯物史观。工作之余，他翻译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本小册子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共产主义入门读物。1925年至1926年，郑超麟先后参加了“五卅运动”，第二、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五大”，会后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一度代理过省委书记）。“七一五事变”后，他又参加了“八七会议”。9月，郑超麟随中共中央新负责人瞿秋白一起返回上海。

郑超麟书生气浓厚，不善言辞，更不屑溜须拍马。但由于出色的文笔及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还有不参与党内斗争的超然性格），诸多早期中共领导人都对他颇为倚重，他也与这些领导人建立了不错的私交。正如此，他才有资格说：“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11不过，郑超麟在国民革命期间与陈独秀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陈独秀对他的才干和人品固然颇为欣赏，但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同志之谊。论及私人交情，与陈独秀关系比郑超麟更密切的中共领导人并不在少数。陈独秀和郑超麟交往的频繁和私人交情的加深，完全是在另一种情境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