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7年，就在国共联手发动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之际，国共两党却因理念分歧及权力之争引发了日趋白热化的斗争。进入4月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导的国民党两派相继清党反共，中共立时从 “半当权”地位跌落。两党反目导致中共惨遭杀戮，作为最高领袖的陈独秀难辞其咎，不久辞去总书记职务，在武汉过起了隐蔽的生活。9月，陈独秀潜回上海，继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与其他中共领袖相比，此时的陈独秀对政治表现出的是一种刻意回避的态度。“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12

不过，沉湎于文字学研究的陈独秀并非真的消极了，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反省（当时的人不了解他，他也很少向他人透露心声），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13

陈独秀此时对诸多政治问题都难以理出清晰的头绪，但对政治局势的认定，他的观点始终是明确的，这就是：革命已经失败了，中共需要重新积蓄实力，以待再起。从国共两党反目起，他就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样的意见。郑超麟回忆：“有一天，若飞又带了酒来，我们一面喝着，一面闲谈内部种种事情。话题转到陈独秀致中央的信。我说这些信都是琐琐碎碎的，有些主张，我还明白，有些主张，我不明白。他说，他并不赞成独秀信中的意见。”“不过他看得有时比别人深刻。譬如，前几天，我到他家里，他说革命是向下落的，我说革命是向上涨的，我们争起来。他问我：‘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士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革命是在低落的。’”14

但是，在没有对心头的困惑理出头绪前，陈独秀既不愿对政治公开表态，也不愿参与党内斗争。这段时间他与政治的联系，就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些“寸铁”式的杂感而已。

从武汉返回上海后，郑超麟颇受与他兴趣近似且私交不错的中央新负责人瞿秋白的器重。在此期间，郑超麟实际上担任瞿秋白秘书的工作。不久，瞿秋白又指派他负责恢复《向导》周报。后在郑超麟建议下，中共中央另办了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由郑超麟负责编务。“我们每星期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秋白代表编委参加中央常委，又代表常委向编委做报告。社论，除了一篇，都是他写的。”15

负责《布尔塞维克》编务期间，郑超麟对很多政治问题的认识都是模糊混乱的，但在政治局势的判断上，他却与陈独秀不谋而合，并且还撰文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在“《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但我自己得了教训，对自己说：‘以后写文章要慎重啊! ’慎重至于以后几期不写文章了。这就是说：我只写些零碎的文章，或常识性质的文章，或决不会有问题的文章”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