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郑超麟的思想也和陈独秀一样，很早就蕴含着与当时中央不一致的因子。

“八七会议”后，随着瞿秋白左倾路线笼罩全党，党内领袖之间也因政治见解及权力分配问题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斗争。对于党内各派的斗争，陈独秀完全是置身事外的。郑超麟对这种斗争也毫无兴趣，因此他不参与任何一派的活动：“我对于这种组织斗争毫无兴趣。若飞常找我喝酒，酒醉发牢骚，把许多的话都对我说了。他知道我虽不愿积极帮助他活动，也绝不会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的。我认为这几方面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来……我一想起，立即头痛。老头子（指陈独秀—引者）提出一些颇奇特的意见，但没有系统，因之我也不去重视他的意见。”17

1927年年底，陈独秀在广州起义前后给中共中央写了几封信，信中坦诚而谨慎地对一些政治问题提出了建议。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他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18。在二儿子陈乔年的劝说下，陈独秀随后就选择了继续保持沉默。

陈独秀的这些信，当时郑超麟看到过。但他认为，“我只记得里面是些琐碎的意见，没有理为系统，定成公式，可是同当时常委的意见是枘凿不相入的。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织的意思。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19。显而易见，陈独秀这些随感式的思考结果，不仅无法说服党内领袖改弦更张，也不足以解开郑超麟等一大批徘徊歧途的党内干部的思想疙瘩。

三

停止给中央写信后，陈独秀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这并非意味着他选择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相反，他始终密切关注政治局势的变动，并有着独特的判断。但此时的陈独秀仅限于与党内个别同志私下交谈，他没有将个人意见公之于众或主动挑起党内争论的念头。

1928年4月，瞿秋白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前，将《布尔塞维克》的全部工作交由郑超麟负责。7月，福建党组织遭到破坏，郑超麟以中央巡视员名义赴福建检查指导工作。“六大”结束后，经瞿秋白向新任常委、中宣部长蔡和森推荐，郑超麟继续负责《布尔塞维克》编务。数月后，蔡和森因故被解除常委及中宣部长职务，由李立三继任。郑超麟与李立三相处不睦，后坚决辞职，得到准许。他自此也和陈独秀一样，过起了离职闲居的生活。对于郑超麟的辞职，陈独秀曾颇有感触地说：“如果瞿秋白还在中央，郑超麟不会落入这个命运的。”20

负责《布尔塞维克》编务期间，郑超麟对中央的政治路线已心存异议，但由于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低调的性格，他刻意掩饰着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对于中央领导人分配的工作，还是能恪尽职守，尽量按要求完成的—尽管态度已越来越不那么积极了。

中共“六大”结束后，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托人带给陈独秀一封密信，向他反映大会情况，并要他写密信回复，陈独秀对此毫无表示。21“六大”代表汪泽楷回国后也劝他积极行动起来，他以不屑的口吻说：“有什么值得斗争的！我要斗争时，就另创一个组织。”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