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此时无意参与党内斗争的心思一目了然。对于陈独秀的态度，不仅郑超麟无法苟同，汪泽楷向郑超麟转述他的话时，也是摇摇头，明显有不赞同之意。当时的郑超麟等人认为，“在旧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的”23。

中共“六大”后近一年时间里，陈独秀与郑超麟等人和中央之间大抵保持着不和谐，却无严重冲突的关系—陈独秀不再参与党内领导工作，也无反抗党的领导的念头和行动；郑超麟离职闲居后，同样没有与中央的既定路线相悖反的公开言行。

但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随着托洛茨基主义声响的回荡戛然终止了。

1929年5月，尹宽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并且很快被其丝丝入扣的理论魅力完全征服。此后，尹宽开始在党内传播托洛茨基主义。不久，这些文件就先后传到了郑超麟及陈独秀手中。郑超麟回忆：“尹宽拿油印的托派文件给我们（蔡振德夫妇，郑超麟夫妇，马玉夫）看的同时，也拿给彭述之夫妇、汪泽楷夫妇、刘伯庄等人看。彭汪两家住在昆明路一幢房子，前面就是提篮桥监狱高墙，陈独秀常到那里去。他在那里看到托派文件。他同彭述之、尹宽、汪泽凯等人辩论，他们说服他……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上次他们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24

托洛茨基的文件让陈独秀有种醍醐灌顶的清醒。在他看来，无论是对历史问题还是现实政治，托洛茨基都做出了无可辩驳的理论阐释（尽管对部分观点有所保留）。此后，陈独秀等一大批在党内担负过重要工作的中共党人，逐渐形成了一股涌动的暗流。而这时，中共党内深陷左倾泥潭的现状，也为他们谋求改变领导提供了动力源和机会。

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因推行左倾路线离开了决策层，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李立三左倾路线。在此期间，中央对抵制“革命”或对“革命”态度消极的党员，往往以党纪加以严厉制裁。在各地的罢工、起义、示威中，被捕、遇难的党员不计其数。

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陈独秀等人一扫此前的消极情绪，并谋求以新的政治思想改变党的路线。双方冲突的导火索则是1929年6月发生的“中东路事件”。7月28日、8月5日、8月11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了三封信，信中除对中央处理“中东路事件”的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外，还依据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对政治路线提出了全面质疑。

对于陈独秀的来信，中央有过回复，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的任何表示，反而就此加大了戒心。这样，与陈独秀等人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