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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陈独秀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反对派组织。这个组织1930年3月1日创刊的机关刊物命名为《无产者》，这一派因此被称为“无产者社”。

屡次的争论让中央逐渐丧失了耐性。11月15日，《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出炉，这份决议案以斩钉截铁的词句批判着陈独秀。

陈独秀被开除不久，郑超麟也被开除了，他的被开除也与陈独秀有关：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内，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经在自己的支部里提出来讨论了。”汪泽楷和我在支部里提出的政治意见还没有结论。汪泽楷虽然开除，我仍在支部里面，上层机关仍须回答我。最后，省委书记王克全亲自出席，他带了李初梨来记录我的发言，我系统地叙说我的政治意见之后，又抗议中央开除几个同志手续上不合法。王克全只限于约定下星期开会时正式回答我，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下星期，我和静二人去杨贤江家里开会时，别人都没有来，主人殷勤招待我们，说他们也许为了临时有什么事情不来开会。我们向他告别，而且约定了下次开会时间。可是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曾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25

对陈独秀和郑超麟等人来说，决裂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结局，但他们也没有萌生退缩或握手言和的念头。作为反对派，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被开除后，陈独秀等人继续进行活动，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试图发生影响，已成立了反对派组织的他们还不断将一些党员拉到自己这边，这就在组织上动摇着其根基。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15日，他与郑超麟等人又以八十一人联名的方式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两份文件传达的是相同的情绪：指责错误路线带来的损失；为自己迫不得已的反叛行为辩护；企图为误入歧途的指点迷津。

在陈独秀与郑超麟等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时，中国已存在一个叫我们的话派的托派组织了。不过，这个组织的年轻领导人充满优越感，他们轻蔑地估量着陈独秀等老共产党人（也被称作元老派）的价值，对他们加入托派组织的要求嗤之以鼻，并且设置重重障碍。陈独秀与郑超麟等人另立组织，正是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不可得后的无奈选择。

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外，刘仁静、王凡西等人于1930年1月1日成立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他们的机关报定名《十月》，这个组织被称为十月社。夏秋之际，从莫斯科回国的赵济等人又成立了一个叫战斗社的托派组织。

这样，摆在陈独秀等人面前的不是大力发展反对派事业，最终影响中共乃至取代地位，而是先要谋求托派组织的统一。在各派协商统一的过程中，“每个组织并不把其他的组织看做同志，而是看做敌人，大家拿出外交手段来，互相斗争”26。1931年1月8日，面对各派争执不下的局面，托洛茨基致信中国托派呼吁道：“亲爱的同志们，今天就把你们的组织和报纸彻底统一起来!不能把统一的筹备拖得太久，因为这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意志造成人为的分歧。”27对于托洛茨基的来信，各派组织不敢怠慢，此后即开始了认真谋求组织统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