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陈独秀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文中写道：“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组织及其消亡，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非抛弃民主主义，而应扩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真正代表，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应予以矫正。矫正的要点：（1）不要把资产阶级狭小而形式的民主主义当做随历史发展的民主主义的全部内容；（2）不要把民主主义当做和社会主义不能并存的东西；（3）不要把民主主义仅仅当做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非我们的目的。”30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是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甚至在语言表达的明晰上，陈独秀的狱中反思与他晚年的“最后见解”的差异性都是一目了然的。但狱中反思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狱中反思，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最后见解”。这不仅因为“最后见解”与他狱中反思关注的是同样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最后见解”基本上都是陈独秀狱中反思的继续和深化。

郑超麟被捕后，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狱中的教诲所所长沈炳铨思想开明，对入狱的政治犯，尤其是社会知名的政治犯，常以各种理由加以照顾。郑超麟入狱几个月，就被安排到优待室，为狱中的文盲犯人编写识字课本。后来，郑超麟等几个懂外语的犯人，又被调去教诲室翻译外国军法，作为制定中国军法的参考。郑超麟等人白天在教诲室从事翻译工作，晚上再回到监狱。在有别于一般犯人的生活中，郑超麟除完成分配的工作，还“利用这个优待的生活翻译了大小几本书，通过沈所长的手送出去，后来都在上海出版”31。在军人监狱期间，郑超麟也与陈独秀一样，虽然政治激情不减，却少有机会参与狱外的政治活动。

对奔波政治的郑超麟而言，被捕入狱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服刑在客观上却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从而将自己另一方面的特长充分展露出来。郑超麟天资聪颖，精通英、法、德、俄、世界语等语言，再加上他本人是一个极为勤奋且文思敏捷的才子，他在狱中的著译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和陈独秀等诸多政治人物一样，郑超麟在学术上造诣极深，但他始终视学术为“小道”，他在学术上的成果，一方面固然是个人兴趣的流露，根本上还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与陈独秀不同的是，郑超麟在狱中翻译了一些政治著作，但他并没有对以往笃信的政治思想进行像陈独秀那样的梳理和反思，他甚至连这一想法都没有—固然，他也回望过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并且在狱中“继续独立思考革命根本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32，但这种回望和独立思考不是削弱了他对旧有信仰的坚持，反而让他更断定自己笃信的政治思想的无比正确。因此，郑超麟出狱后的政治思想，甚至后半生的政治思想，都与入狱前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也正是他出狱后与陈独秀的思想分歧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