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中日战争局势恶化，再加上胡适等人向国民党高层疏通，陈独秀于8月23日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陈独秀最初借住在他北大学生的傅斯年家里。几天后，附近房屋被日机炸毁，傅家避难他去，陈独秀又搬到同是他北大学生的陈钟凡家里。

8月29日，郑超麟也被释放出狱。因为“上海已经发生战争了（八月十三日），南京也开始轰炸了（八月十五日），国民党准备放弃南京，于是援用资产阶级国家战时疏散监犯的规定，释放大部分监犯，不论是政治犯，是刑事犯，是军事犯”33。出狱当天，郑超麟就前往陈钟凡家里探望陈独秀。两人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晚上我同陈独秀谈了话。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何资深前几日看见他，已经同他说了，他自然不赞成，但这晚谈话中他有意不提我的意见，只将他在狱中已经拟好的几条提纲拿给我看。我仔细看了。我也不赞成他的意见。我已经忘记了这几条提纲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条，说我们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我特别反对这“休战”的一条。我看了不响。他知道我不响，就是反对。因此关于对此次战争的估计和态度的问题，我们就谈不下去了。我们于是谈些其他的问题。34

经过几年狱中生活，郑超麟发现他与陈独秀已不像以前那样，在政治上总能不约而同地保持大体一致的看法了（无独有偶，另一托派领导人王凡西年底见到陈独秀时也有这种感觉）。此时的陈独秀与郑超麟之间，可以说在政治的、理论的、现实的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分歧。但顾及彼此交情，他们没有展开争论，反倒在交谈中有意避免过度表达各自观点。

第二天，郑超麟就告别陈独秀前往安徽乡下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谈话。

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前往已成为抗战大本营的武汉。当时，国民党以担任劳动部长、每年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为条件，劝说他组党与政府合作。陈独秀回绝道：“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35基于民族大义，陈独秀改变了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态度，而且公开支持国民党抗战。1938年3月，陈独秀在武汉遭受“汉奸风波”的打击，于6月底前往重庆，不久定居江津鹤山坪。此后，郑超麟与陈独秀通过几次信，双方在信中继续对诸多政治问题展开争论。但关于陈独秀的生活及思想，郑超麟就只能得到一些零散消息了。

陈独秀的思想既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与托派组织的矛盾自然更加不可调和。出狱后的陈独秀已不再想着淡化、弥合彼此争端，而是完全撇开托派组织，以个人身份和力量从事活动，试图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他对中国托派近乎梦呓的政治纲领更是嗤之以鼻。

在1938年3月的“汉奸风波”中，陈独秀写了封致《新华日报》的信，其中写道：“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36

以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的关系，他声称“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显然只是托词。尽管他认为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是“画蛇添足”，但他此时作此表述，无疑是要与中国托派划清界限。无论陈独秀往日与托派关系何等密切，此时的他确实对中国托派的观点和作风深恶痛绝。他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正是希望摆脱这个狭隘的小圈子对他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