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出于“抗战第一”的意识，出狱后的陈独秀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已不同往日（自然局限于抗战方面）：“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世界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40陈独秀对抗战的前途也是信心十足：“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的危险便越厉害。”41到武汉后，陈独秀除了不知疲倦地应邀在各地发表演讲外，还继续频繁发表支持抗战的文章。

1940年4月，郑超麟从安徽乡下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托派的领导工作。不久，他再次提出对中国抗战采取“失败主义”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要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就必须将中日之间的战争说成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于是，他将满洲说成中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就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之间的战争就成为争夺满洲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他还时刻期盼着在抗战期间能够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像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从而以群众政权（自然是中国托派领导的）代替国民党来领导中国抗战。42

郑超麟提出“失败主义”的政治主张并非毫无缘由，而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分坚持的结果—他将列宁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论直接套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列宁当时反对参战双方，并呼吁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为坚持一己之见，郑超麟甚至将抗日战争理解为“日本天皇与得到美帝支持的蒋介石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1942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郑超麟更明确指出：“真实的革命家，至少从现在起，绝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分出优劣来，绝不能‘在军事上’赞助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对日战争。非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非彻底提出阶级斗争口号，不能成功并不能爆发第三次革命。保护祖国口号，群众已经生厌了。保护祖国羹汤之上洒一点阶级斗争的胡椒，群众也不欢迎的。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43这样的政治观点，且不说遭到社会各界的抨击不足为奇，即便在中国托派内部，反对这一骇人论调的也不在少数—郑超麟成了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在1941年11月28日的《我的根本意见》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44

在1942年2月10日的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再次开门见山地写道：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