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上述观点，正是针对郑超麟等托派领导人不顾战争的环境和特质，不顾理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而提出的引发众矢之的的观点有感而发。

在政治思想方面，晚年的陈独秀致力于“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46。他不仅在感情上质疑苏联社会的公正性，而且从理论上批判苏联创造的阶级专政制度，并大力呼吁重新认识民主价值。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指出：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47

1942年春，看到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对诸多政治问题的意见后（他的很多意见当时都传到了托派领导人手中），郑超麟给陈独秀写了封信，阐释了他对相关问题的见解：

你的意见我本很清楚，这次文章又把你的意见，有系统说出来了。有许多条（即《我的根本意见》），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说到民主，则我以为应当区别一般的民主和特殊的资产阶级政制之一的民主，你说明的是一般的民主，这种民主当然是好的，过去好的，现在好的，将来也好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两个统治形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因为这是俄国本身落后的世界革命第一潮失败之结果……这是理论，不错，但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斯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48

这封信还未发出，郑超麟就看到了陈独秀病逝的消息。不过作为历史文献，将这封信中的观点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相对照，就更能够清晰地看出两人的各自观点及双方争论核心之所在。在这封信中，作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斯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随后几十年里，共产主义在各国轰轰烈烈的推行过程中（这一过程斯大林“功不可没”），又产生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斯大林，甚至某些领导人在施行暴政方面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结果，自然是对陈独秀英明预见的证实—但这样的预见需要几千万甚至几亿人的人生悲剧或生命来证实，成本似乎过于昂贵了。1952年，郑超麟也被下令逮捕，不得不亲身“试验”他所坚信的理论。不知郑超麟后来可否回想起他的这句话。不过以他晚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执着信仰来看，他并未因此怀疑自己坚信的理论的合理性，并未像陈独秀那样从制度上追究这些惨剧发生的根源，而更多地归咎于当权者对“正确理论”的歪曲和篡改—他似乎不曾想过，为什么他们的理论总是被轻而易举地歪曲和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