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虽然郑超麟与陈独秀在诸多政治问题上已决然不同，看到陈独秀病逝的消息后，郑超麟还是伤感不已。他在未发出的信的按语后写道：“这篇按语写好次日，即见报载先生已病逝于四川江津县了。我的内心的悲痛不减于两年前初闻托洛茨基同志遇害消息的时候。我曾追随先生参加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运动，我曾追随先生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我曾追随先生为反对派四组织统一而斗争，我还希望能追随先生参加第三次革命哩！然而在这样漆黑之夜，又陨落一颗巨星了。对于中国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我始终怀抱着敬意。”49这是面对伟人逝世发自肺腑的沉痛之言。

陈独秀逝世前后，一直矛盾重重的中国托派分裂为以彭述之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多数派”）和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国际主义派”（“少数派”）。此后两派思想分歧日趋严重，组织上也是水火不容。这两派对陈独秀的评价，同他们政见的对立一样耐人寻味。

1942年5月31日，郑超麟在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悼念陈独秀的文章。文章从政治和思想史角度对陈独秀做出了评价：我们知道从庐骚到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俄国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托洛茨基的发展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中国这个发展缩短到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由此可见，“陈独秀”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间之接近，接近到一代人可以参加的程度了。“陈独秀”象征着中国的“不断革命”……所以，中国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者和伟大人物的同志的是陈独秀，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50

郑超麟代表中国托派“少数派”对陈独秀做出的政治评价自有独特之处。但与诸多政治人物一样，这篇文章也包含着以现实反照历史的用意—它是郑超麟当时政治观点的体现。

1948年9月，中国托派“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会后不久，彭述之等人将机构迁往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不甘示弱，在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为中央委员、宣传部长。不久，“少数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但郑超麟却选择了留在大陆。

1952年12月22日，留在大陆的托派成员全部被捕。郑超麟等四人以“罪恶太大，实在无法量刑”，既不判刑也不释放，最终在狱中关押了二十七年。郑超麟后来感叹道，他是共产党，所以他坐了七年的监狱；他是托派，所以他坐了二十七年的监狱。51

1979年6月，郑超麟被释放出狱。漫长的狱中生活导致他身体局部残疾（尤其是视力严重衰退），但他的精神毫无颓废之感。出狱时，他公开声明思想没有改造好，声明并未放弃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但鉴于托派诸人风烛残年，作为组织的中国托派早已荡然无存，为照顾年老体衰的郑超麟，还将其侄孙女从外地调到上海。随后，郑超麟又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至1988年离任），这在以往绝对是不可思议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