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屌丝，我的青春属于七八十年代。我1961年生人，1976年“文革”结束时15岁，1979年幸运地作为应届生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室友最大的32岁，“文革”开始时他是上海的高中生，因为给《解放日报》写信反对批判《北国江南》，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北大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那时刚刚落实政策。室友中的老二，是广州来的一位工人，也28岁。这让还不满18岁的我感到几分年轻气盛，直到1994年我33岁出国时，一直还习惯于被人称为“小薛”。工作头几年，我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年轻的，甚至被视为“小屁孩儿”。即使在九十年代初临出国前，也还被当作年轻人。

这种青春心态，拜托十几年的旅美生活被冷冻了起来。等到本世纪我重返国内媒体，特别是上网玩起微博时，才感受到青春的沦陷。先是对被叫“薛老师”感到不习惯，后来听到“老薛”的称呼，心说我只听到过别人这么叫我的爸爸。直到有个甜蜜的女粉丝叫我“薛叔叔”，我才明白自己已经被青春给开除了，心里老大的委屈：我还能穿我上大学时穿的裤子呀！无论比赛万米长跑，还是引体向上，我还是能击败90%的高中生、大学生呀！凭什么不要我了？

我终于醒了，知道不能冒充80后、90后了。不过，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与其说是年龄，不如说是心态。我们这茬人，幸运地没有让“文革”侵占自己全部的青春，在告别青春期以前，读了《哥德巴赫猜想》，它描写的是苦心孤诣地钻研数学难题的陈景润。那时每天晚上等着看的电视连续剧是《居里夫人》，尽管我是个文科生，但我的青春偶像也是居里夫人这样的人：能抛弃一切世俗之念，埋头在实验室里追求真理、造福人类，哪怕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我们进中文系，同样是被告知要坐十年冷板凳。当然，我们也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权威的心态，总觉得自己冷板凳没有坐够，没有资格说话，要听从权威们的指导。

我们似乎更尊重世界上的权威构架，80后、90后这代人则显然不同。他们的偶像往往是扎克伯格这样的少年大亨（乔布斯、盖茨等，也无不是少年得志）。扎克伯格的一大创造，就是社交媒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玩。网络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世界的构造。在这样的构造中，冷板凳，特别是与世隔绝的那种冷板凳，早就不是一种青春的样板。恰恰相反，互联网、手机让人们即时互动。

《时代》周刊2013年刊登过一篇封面故事，叫《我，我，我的一代》，讲的是1980—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即所谓千禧一代，相当于中国的80后和90后。文章认为社交网络已经使得全球年轻一代变得非常类似，并引用皮尤（PEW）的民调指出，美国的年轻人平均每天收到88条短信。中国的情况不清楚，想必大家也半斤八两吧。怪不得有不少人担心：人类伟大的创造，往往是在孤绝的环境中诞生的。如果你几分钟就收发短信、上微博，怎么可能还有安安静静想问题的时空？

《时代》周刊的这篇故事，用的是一位自拍女孩的照片。我不妨称之为“自拍的一代”，这代人不像我们年轻时那么敬畏权威。其实，我们那会儿非常反叛，对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嫉恶如仇。但是，一提起梁漱溟、钱钟书、宗白华、朱光潜、金克木等属于计划经济时代以前的“老先生”，马上毕恭毕敬，觉得那确实是真正能给我们教诲的权威。现在的年轻人，则动不动就能到网上和大V们互动，不高兴开口就骂，甚至不必等对方把话说完。在我们那一代，上报纸是个不得了的事，如今的年轻一代则不那么依赖传统媒体的关注。他们自己可以开个博客、微博，拉一群粉丝，仿佛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甚至通过自拍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实况转播。媒体成了全民行为艺术的竞技场，谁还管你权威不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