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一代，以一场青春革命，把权威社会中的纵式结构给摆平了，如今美国连个毛孩子也能当CEO。不仅如此，等这反叛的一代自己为人父母时，就把当年反叛的理念带入对子女的教育中。当今美国的千禧一代，和中国同龄的80后、90后最大的一个不同，也许就在于他们被家长所灌输的理念之不同。

颇能反映这种反叛式家教的，恐怕莫过于peerenting这个新词汇。大家知道，在英文中，父母叫parent。为人父母，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态（或进行时态）来表示，则叫parenting，或可称为“家长之道”吧。也就是说，当父母的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而且有着许多家长所必需的养育、教育的责任。“家长之道”由此成为一门学问或生活之道。

Peer-enting则把Parenting变形了，前三个字母变成了Peer。Peer是什么？是同伴，就是你的同学、朋友。在你的朋友们之间，大家是平等的。美国常说peer pressure，即“同伴压力”。比如，你不想抽烟，但周围几个“哥们儿”都抽，也要求你抽；你不抽，他们就讥笑甚至欺负你。结果你屈从了，也学了抽烟。再比如谈恋爱，大家都谈，你不谈，好像你对异性缺乏吸引力，让你觉得很自卑，于是你明明没有喜欢的人，也为了谈恋爱而谈。这些都属于屈从同伴压力之列。这种同伴压力，经常和老师、父母的权威相竞争，甚至致使孩子们拉帮结伙和老师、家长对着干。所谓青春期的反叛，也往往和青春期的同伴压力有关。因此，同伴压力经常被视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负面影响，是一种社会问题。

老式的家长之道给父母相当的权威，孩子在大事上必须听父母的管教。这方面，至今美国的法律仍然很严格。不错，父母打孩子也许属于家暴，孩子可以报警。但是，孩子15岁成为时装模特、电影明星、体育明星，挣几百万，父母也许很穷，但他们有权力监管孩子的钱，甚至用孩子的钱买房子。孩子花自己挣的钱，则往往还要经过父母的同意。记得菲尔普斯吗？他在北京奥运会游泳项目上获得八块金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泳王，挣了好多钱，但想买车，还要妈妈批准才行。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权威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也是法律保障的。

但婴儿潮一代当父母后，则主动放权，尽可能当孩子的同伴，而不做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于是，parenting就成了peer-enting，或可翻译成“同伴式父母”吧。连养育的词汇都变了！孩子进入青春期就想独立，甚至反叛。为什么他们在反叛父母的时候会受同伴影响特别大？因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上下的、权威式的，孩子们与同伴之间的关系则是平等的。孩子要追求平等，当然就要拒绝父母而接受同伴的影响。这一点，婴儿潮一代自己长大时特别深有体会。所以，他们当了父母之后，觉得要想对孩子施加很好的影响，就要先争取当孩子的同伴，有事平等商量，要说服而不是命令，同时也听从孩子们对自己的批评，合理的地方随时改正。

对婴儿潮一代的批评者一直不乏其人。他们把婴儿潮一代称为“唯我的一代”，不仅自己无视社会的规范，而且也拿这一套来娇惯孩子。结果，被他们养大的千禧一代，成为“我，我，我的一代”，更加缺乏责任感。具体表现是：千禧一代只想干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想干社会需要他们干的事。他们一切来得太容易，父母从小只鼓励不批评，即使不付出努力、没有任何成就，也会拿个奖杯，于是又被称为“理所应得的一代”，被认为眼高手低，最终必将在生活中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