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自己”没有原罪和自私的基因

　　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自己，你首先得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否则你有可能把那些看到真正自己的瞬间误认为是幻觉或者为此感到不可思议，仍然固守在对自己的有限的认知和期待之中。

　　当年，当米开朗基罗被问及是如何从一块大理石中创造出震撼世人的大卫的，他最著名的回答由此产生：“我知道他就在里面，只是等待着有人放他出来。”

　　当我们知道真正的自己是充满智慧、力量和爱的，只不过被各种情绪和固有的思维模式淹没和掩盖时，就会想方设法把原本的自己释放出来。

　　如果你不知道真正的自己的存在，就会活在情绪的困扰和自我设限中，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真正的自己”进行探索，因为它是部分心理学的核心，而现实中许多人对“真正的自己”缺乏了解，也有许多人很难接受这个概念。

　　当我们说，“真正的自己”的本质是喜悦、淡定的，能够引领和疗愈自己，并能够与更高的精神世界连接时，这个观点显然与我们以往对自己的认知相悖。

　　在人类的文化体系中，特别是西方文化里，有各种关于人性的说法，总体来说都比较消极。最突出的是原罪的教义（从圣奥古斯丁时代开始，基督教是这一类理论的主要代表。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人类的祖先最开始就是有罪的，所以断定人从出生就带着罪过，更何况人性本自私）。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人类的激情就是存在犯罪动机的证据。所以人必须用一生来抑制激烈的情绪和冲动，并时刻提醒自己：人的本性是罪恶的。虽然许多当代人已经淡化了这样的想法，但在对人性的理解上，这个观点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的自私本性是基因的产物，是人在充满竞争、敌对的环境中挣扎求存的结果。

　　在“人有原罪”和“自私的基因”的观点对心理学所产生的影响之下，弗洛伊德、行为和进化心理学等心理学派的核心理念都是：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享受快乐或扩张自己的基因源。这种认为人本身是自私或罪恶的观点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常常会用苛刻的惩罚措施来控制自己内在部分，向外则表现为控制他人。

　　之后发展心理学又出现了这样的观点：人的本性取决于人受到的教育和教养是怎样的。如果你很幸运在早年成长的关键时期接受了“足够好”的教育，你从小就会有相当的“自我力量”；相反这一时期如果你没有这么幸运，你以后的人生就会很糟糕。

　　除非，你能够遇到一生挚爱的那个人，或者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你才能涅槃重生，否则你心理上的某种缺陷或病态会一直伴随着你。

　　人身上任何值得欣赏的品质必定来自于外界影响，而非与生俱来--这种观点流传甚广，现代人也普遍相信。它已经成为指导教育体系中教学理论的基础，认为我们必须接受道德教育，懂得同情和尊重他人--因为人生来是不具备这些品德的。然而这些所谓的道德理论，只是教人向外去寻找满足自己的东西，当然也鼓励从心理咨询师那儿获取，但最终不是帮助人们发现真正的自我。这样的教育理论鼓励人们对环境产生依赖，在失落、失望时，拼命向外去寻找权威专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鼓励人们要对自我负责，进行自我提升，反而把“砖家们”当成救赎者。

　　“人之初，性本恶”的观念并不正确

　　我想与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旅程，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发现：“人之初，性本恶”的观念并不正确。

　　当我开始做心理咨询师时，我坚信，客户们的难题在于他们本身有匮乏，而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供看法和建议来补足这一块。

　　那时的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深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他人对自己都持很悲观的态度：人类是被自私和恐惧所驱动的。而我所接受到的心理学的培训也告诉我：人人都有心理疾病。

　　尽管，我也看到过有些人内在丰富自足，但我依然无法接受“真正自我”的存在的可能。为此，我也曾经尝试通过冥想来放松，去寻找内心的声音。当我禅修时，我的心安静下来，我感受到了自我之中还包含其他部分，但我当时并没有理解其中真正的含义。

　　另外，我是一个运动员，在足球场和篮球场上，我会偶尔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头脑非常清晰冷静，什么动作身体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完美。然而，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无价值感，内耗甚重。我感觉到内在有这样一个声音：“我是懒惰、愚蠢而自私的。”而它所说的我认为就是真正的我。

　　一个丑陋的事实会扼杀美好的假设

　　后来，当我帮助客户探索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时，我目睹了客户的转变，并由此而开始了对“真我”的探讨与了解。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家庭治疗师，天真地以为通过系统性地思考并改变家庭结构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像当时的大多数家庭治疗师一样，我对自己或客户的内心世界没什么兴趣。我认为不需要了解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只要改变了客户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然而，我的客户们并不配合。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也就是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说的：“一个丑陋的事实会扼杀美好的假设”。

　　事实是，无论如何重新架构家庭关系，对每个人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出于疗愈进程受阻的沮丧，我开始探索并向客户询问，究竟是什么想法和感受困扰住了他们？当时，有几个客户开始谈论自己内在的不同声音，就好像这些“部分”是能够自主发声，有自己个性的个体。例如，一个叫黛安的年轻可爱的姑娘，她说，在她积极去行动时，总是伴随着来自内在阴郁、绝望、悲观和评判的声音，当然她内心还有其他声音与之争论，还有一些声音引发她的羞耻感，令她感到无能为力。黛安认为，那些令她感到耻辱和无能为力的声音才是“真正的自己”所发出的。

　　作为一名家庭治疗师，我对发生在她内在的“内战”很感兴趣。我建议黛安和其他客户用改变家庭冲突的方法改变自己内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开始研究黛安本人和她的想法、感受之间的关系。 我发现黛安以及许多客户真的可以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交谈，就好像他们是在和真人交流一样。我让黛安问她内在悲观的声音，为什么总是告诉她没有希望。令我惊奇的是，她悲观的那个声音竟然回答了，并说，之所以告诉她没有希望，是为了让她不要去冒险，避免受伤--换句话说，发出声音的这个部分是为了保护她。

　　这听起来是个充满希望的交流互动。我想，如果这个悲观声音的部分初心是为了黛安好，那么也许黛安可以和它商量让它转变角色。可是，黛安却对这个提议不感兴趣，她很讨厌这个声音，希望它赶紧离开。

　　当我问她为什么对悲观部分如此粗暴时，她充满愤怒，仿佛这个部分的罪行罄竹难书，她描述了悲观的部分是如何让她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的。

　　当时，我发现，我不是在和黛安说话，而是和她正在对抗悲观的部分在对话。在我们以前的对话中，黛安曾经告诉我：她的内心一直进行着一场战争，一方鼓励她要实现人生梦想，而另一方则告诉她努力也没用，不如放弃。在她与悲观部分对话时，鼓励她的那个部分似乎也跳出来了。

　　我让黛安关注内在悲观者表达的愤怒声音，并要求它不要干涉黛安和悲观者之间的对话。结果令我惊奇：愤怒的部分同意“退后一步”，而黛安也立即从几秒之前的怒不可遏的状态中退了出来。

　　当我再次询问黛安对于悲观部分的感受时，回答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那是一个平静、充满关怀的声音，她说，她很感激悲观部分对她的保护，也非常抱歉悲观部分为保护她而如此拼命和努力。同时，伴随着声音中的柔软和关怀，黛安的脸色、身体姿势都发生了变化。从那一刻起，她与内在悲观部分的谈判就变得十分轻松了。

　　之后，我在给其他几个客户咨询时，也多次试用“退后一步”的方法。有时，不得不要求客户内在多个声音一起退让，才能帮助客户达到类似黛安那种让愤怒部分退出的状态。

　　总之，最终都会达到那个状态。我开始兴奋起来：如果人们可以仅仅通过提出要求就让这些内在的极端声音停下，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与自我的交流，甚至是在与家人、老板乃至任何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那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些声音全部停下后，最终留下的这个部分，会不会都像黛安和其他客户那样充满平静和关怀？

　　当客户们处于充满平静和关怀的状态时，我问他们那是哪一种状态或声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以下回答：“这不是其他人的声音，也不是我的某个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自己，没错，这就是‘真我’！”

　　我在无意中，跌跌撞撞地走上了一条帮助人们找到“真我”的崭新道路。其实，许多传统宗教、灵修派别都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描述过当人们找到“真我”时的状态。可是当时，我只是为能够找到一种更简单并且更有效的疗愈方式而兴奋不已，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个偶然发现--当我帮助客户将他们极端的情绪和想法分开时，他们会立即自发地回归到“真我”。这令人非常困惑和惊奇。

　　有时，他们会突然表现出他们从未有过的力量和自信。比如有的客户年幼时，不仅没有受到足够的家庭教育，而且几乎每天都被忽视，甚至是遭受虐待，他们中的有些人从未被安抚、拥抱过，童年充满恐惧和噩梦。那么，他们显露出来的这些良好品质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当然不可能是从虐待和忽视他们，但又不得不依赖的父母或监护人那儿获得的。

　　我开始怀疑发展心理学和关于学习理论的假设。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我们生来就具备这些品质，并不需要从外在环境中去获得呢？为什么心理学、哲学和宗教迄今为止对人性都如此低估？

　　经过很多年对大量客户的测试积累，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旦将我们内在不同的部分分开，“真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我终于解开了我的困惑，并完全接受了这个令人兴奋的理念：人本性具足--我们生来具有的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多得多。

　　因为在西方心理学领域我几乎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积极乐观的发现，我就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通过不断的学习，我发现我在客户身上观察到的“真我”，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和灵修传统中都已经有所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