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具有规约和引领作用，文学创作繁荣与否，以及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发展态势，文学批评攸关系之。现在看来，依然是这种表述，将批评和创作的位置置换一下，或许这个命题同样成立。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同样对文学批评形成规约和限制，牵制或者促动文学批评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度影响。以往我们片面强调了批评对创作的影响而忽视了同样存在的创作对批评的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是以业已产生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为批评对象的，是对创作的跟进。文学批评只有立足于对“事实”的发现和阐释，它才具有合法性。文学事实作为一种外部权威，客观上规范和制约着文学批评的发展。那么，文学创作为文学批评提供怎样的阐释空间，提供怎样的阐释可能，都将在客观上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发展——创作提供了这种阐释可能后，批评是否能够及时跟进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文学史上也不乏批评走在创作前面的实例。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就是理论（批评）先行的产物，但这毕竟只是个案。

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数量激增、总体质量下降的态势。根据有关统计，在新时期之前的二十七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了四百七十部左右，到1980年代数量有所上升，十年间总共出版了大约八百到一千部，平均每年八十部左右。从1993年开始，情况突然起了变化，长篇小说出版呈现井喷式增长，从最初的每年三百部，发展到每年五百部、七百部，及至2000年年产已经跃升到一千部。新世纪十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始终“高位运行”，2009年甚至飙升到三千部，平均每天就有八部长篇小说被公开出版。这仅是针对“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的统计，还不包括中短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如果再将大量的网络文学涵括进来，数量必然更为惊人。数量激增的背后，是文学作品整体质量的滑坡。我并不否定个别作家90年代以后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破，并愿意向那些在市场利益诱惑下处乱不惊、淡定从容的作家表达敬意。但是，这并不能抵消或者挽救文坛整体的颓败。长篇小说的畸形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催生的结果。或者为了高效地赚取经济利益，或者为了在市场大潮中不被迅速淹没，很多作家再难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勇气，“一年磨十剑”，靠数量取胜，粗制滥造几成必然。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细化的精神创造，需要精雕细刻，不断创新。在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缺失成为文坛主要症候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能够为文学批评提供多少可供阐释的新鲜经验？在这样的创作平台上“起跳”的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