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底线，冲破了这道底线，文学批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基础。在此我想追问的是，这道底线为什么会遭遇挑战？它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会存在两种情况。其一，“眼球效应”催生的副产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球效应”空前强大的社会。只要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眼球关注，那么许多名利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在某些批评者眼中，这种“眼球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如何让自己的声音为大家所关注，从而轻而易举地赚取知名度？如果你不想头悬梁锥刺股地痛下苦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出与众不同的另类声音。于是，深谙此道的某些学者就搜肠刮肚地故作惊人之语，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如何语出惊人呢？挑战基本的价值底线，闭着眼说胡话。也许几年前的“顾彬事件”很好地启迪了怀有这种心理的人。不管那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断言到底是不是出自顾彬之口，总之顾彬因为这样一句惊人之语一夜之间为大家所熟知，成了明星级的海外汉学家。紧接着，许多大学争相邀请顾彬前去讲学、作报告，甚至还被聘为某些高校的客座教授，一时间，顾彬可能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汉学家。客观地讲，顾彬是个称职的汉学家，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垃圾门”事件中的“高论”，而是源于他长期以来以一个严肃的学者身份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请顾彬讲座、做客座教授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一切都发生在“垃圾门”事件之后，或者只是因为“垃圾门”事件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其二，解构主义时代风潮在文学中的投影。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解构一切、怀疑一切的时代风潮。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遭遇挑战，中国几千年来因因相习、代代守候的义利观、审美观、人生观被打破，甚至倒置。社会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道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趋向。这种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无序化、混乱化，说到底是一种价值的迷失。比如，在幸福观的问题上，近来在某些电视相亲节目中出现的“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说法，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迷失。当这种时代风潮投射或者说延及到文学领域后，不但一些作品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文学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