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史写作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史实出发，这才是文学史写作的正途。这里的史实，就是以史料形式留存下来的文学期刊、作品、作家传记、回忆录以及体制内的文件、记录等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资料。所有这些史料综合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关于“十七年”文学基本的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可能会遭到如下的质疑：“潜在写作”下产生的文本（假设其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难道不能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出发点吗？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阐述的一个观点，即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都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十七年”文学也不例外。

有很多学者主张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应用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这无疑是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他（福柯，引者注）要用‘考古’的方法，重新考察我们现在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思想、信仰等被建构起来的过程。”“用福柯的术语说，就是要用‘系谱学’的方法，找到一层一层的关系。”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2页。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深入地分析出“十七年”文学从产生到如今，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建构成我们眼前的这种形态的，它和历史的原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现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是客观公正、无可指摘的？但是，从性质上说，福柯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历时性的考察。也就是说，以当下为起点，“一层一层地挖”，逐层向前追溯。它的重点不在于揭示事物的本真面貌，而在于揭示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都是哪些因素对这一过程发生了作用。

在此，我们不妨也借用福柯的“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对它的使用却是在“共时”意义上的。稍有考古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任何历史时期的遗迹中，都是有些文物处在表层，而有些则处于隐层，或者说下一层，而在时间上来讲，它们却是同一时代的。对“十七年”文学来讲也是如此，所有的文学作品、作家、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等等，不可能处在同一平面，有些是显在的，处于表层，有些是隐在的，处于隐层。诸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之类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个时代就是处在显层的作品，而具有分裂意义的“潜在写作”就是处在隐层。两者虽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学史家在将其入史的过程中，必须优先处理“表层结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我们现在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往往根据自己的一厢情愿将显层置于隐层，或者将隐层置于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