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文学史写作中主观因素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主体思维方式的反思就是我们在“十七年”文学史写作中必须要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在这里，有两种思维方式尤其需要检讨，一种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不顾历史情境，随意臆测历史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是我们深恶痛绝并力图摆脱的，但是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始终停留在“非善即恶”与“非恶即善”的模式上，从而忽略了事物复杂状态的呈现。80年代如此，90年代以后，甚至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十七年”文学要想进入文学史，并且不是以怪异的面目进入文学史，那么史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著文论述过，在此一笔带过，不再赘言。

在近年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思维习惯）值得警惕，那就是不顾历史情境、随意臆测历史的趋向。“十七年”文学自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比如长期战乱局面的结束、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整个社会昂扬、乐观、跃进的精神风貌等等。“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刘为钦：《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福建论坛》2004年第10期。因此，当时许多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流露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虚伪的”、“做作的”。作家也并非圣贤，也不能保证洞穿一切，对于后来被历史证明的一些荒谬之举也难免曾经欢欣鼓舞地摇旗呐喊过。但是，现在的许多学者不知是为了谴责当时政治的“非人性化”，还是为了给作家寻一个借口，从而彰显作家的与众不同，往往将作家的真情实感归结为政治的强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拿赵树理的小说来说，赵树理本人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第6期。但是许多人偏偏无视于此，将赵树理的许多和现实紧密相连的作品归为应景之作，认为是作家无奈状态下的写作。这种判断无疑是有悖于时代和作家个体精神的。归根到底，对“十七年”文学的判断的落脚点还是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