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知识分子先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无论是革命知识分子，还是反革命知识分子，都被认定先天地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小资情调”成为知识分子的附体之魅，难以摆脱。何谓小资产阶级情调？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好像都没有准确的表述，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一种不屑的贬抑，可能形容一种风格或者趣味，可能是一种身份或者身价的证明，也可能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烙印。”南帆：《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当然，这只是当时的一种价值判断，在当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已经代表了一种优裕和精致的生活和趣味，贬义色彩早已淡化。）总之，在价值判断上，它是贬义的。所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小资情调有时候被描述成一种不健康的（或称为低级趣味的）个人爱好、审美取向，有时候则指涉一种犹疑的、不坚定的、不纯粹的政治立场。《我们夫妇之间》中的知识分子李克回城后，“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这里李克的所谓“小资情调”主要表现为一种审美情趣，甚至可以称作一种现代生活追求。陆文夫的《在悬崖上》，讲述了一个技术员“我”，被美丽而轻浮的加丽亚诱惑，在危险的边缘终于悬崖勒马，重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我”的“小资情调”则表现为用情不专、艳慕美貌等道德品行方面的问题。而在宗璞的《红豆》中，知识分子齐虹的“小资情调”除了举止言谈外，更主要地表现在他在民族危亡之际举家逃往国外，与革命知识分子江玫分道扬镳的反动立场上。同样，《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的小资性也表现为革命关头的逃避、退缩，甚至阻止林道静参加革命运动的消极性。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种个人情趣，还是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作者都将它上升到一种政治的高度予以批判。比如《我们夫妇之间》，李克追求现代生活情调的审美情趣被认为“会阻碍我们进步，不能更好地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在悬崖上》中的“我”则由于受“小资情调”的影响，设计出来的医院的建筑草图华而不实，被领导批评——这说明，“小资情调”危害的不仅是作为个人的“我”的婚姻，而且危害到了党和人民的整个事业。在创作上，这种情节设计未免牵强，但正是这种牵强的设计更加有力地证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要把知识分子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放置在整个革命事业的宏大体系中去考量，放大它的危害，证明改造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