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工农兵形象占据文坛主角的文化语境下，尤其是在强大的政治规训力量面前，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就具有了一种如履薄冰的探险意味，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与遵循一定的书写规约就显得尤为必要。规约的意义在于，它为这种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被认定为安全的模式，也就是将不被提倡的对知识分子的书写缝合到当时庞大的主流话语体系之中，从而使作品和作者都获得合法的政治外衣和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规约的建立已经不是一个审美的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书写规约的建立过程，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获得“资格认证”，从而被准入的过程。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并且斩钉截铁地宣布：“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页。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文坛的气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肃杀，争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比如，在关于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当时上海的《文汇报》就在1949年8月至11月间以副刊“磁力”为阵地，产生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可以”派认为，写什么，是属于寻找题材的问题；怎样写，才是立场、态度问题，所以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少写”张毕来：《应该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呢》，《文汇报》1949年8月31日。；因为，为谁服务的问题，“并不就是以谁为主角的问题”黎嘉：《我对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一点意见》，《文汇报》1949年9月3日。。“不可以”派认为，作家要忠于现实，就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而小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成为文艺的主角”乔桑：《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几点意见》，《文汇报》1949年9月3日。。争论最后以“可以”派的主要代表冼群1952年的“自我反省”而告结束冼群：《文艺整风粉碎了我的盲目自满——从反省我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谈起》，《文汇报》1952年2月1日。。

关于这一场论争，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说明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已经面临了一定的压力；同时，这一问题既然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说明知识分子题材这扇大门还没有完全关闭。正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一篇以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小说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