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诞生，除了当时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规训尚存在缝隙的原因之外，还要得益于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当时大众阅读主体对文艺多样化的需要，另一个是此前解放区文学中此类题材作品的示范效应。

1950年，时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在一篇题为《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的文章中，介绍了当时《文艺报》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所反映的意见：

概括来信意见，不外有这几条。

一、不喜欢读描写工农兵的书，说这些书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说这些书既看不懂也不乐意看。又说这里主题太狭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还有人举了一个工人的例子，说工人也不喜欢，那个工人认为这些书太紧张了，他们乐意看点轻松的书，如神话戏，或山水画。他们工作生活都紧张，娱乐还要紧张，怕要“崩了箍”，他们说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

二、他们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还有一批人则喜欢翻译的古典文学。

三、要求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要求写知识分子典型的英雄，写出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要求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实例，或者写以资产阶级为故事的中心人物，或者写城市的小市民生活的作品。并且要求这些书不要写得千篇一律，老是开会，自我批评，谈话，反省……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1950年2卷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