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丁玲在文中说“这些读者，大都是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但是笔者认为，持上述意见的可能还有大批的工农兵群众，只是为了保全“工农兵文艺”的权威地位，不便指出而已。因为，与“知识青年”和“文艺爱好者”相比，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大众对“张恨水的书”、“‘刀光剑影’的连环画”以及“翻译的古典文学”的兴趣要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意见应该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心声。虽然丁玲在文中对上述意见进行了逐条反驳，“中心意思还是从维护新的革命文艺的立场出发，并试图对当时的接受倾向有所引导”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但这种来自于阅读主体的呼声不可能不对当时的作家产生影响。萧也牧自己也在《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后检讨说：“我正感困惑，恰好听到一种议论，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原因是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5卷1期。尤其是读者“要求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实例”的呼声可能直接催生了《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四家报刊先后转载，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还将作品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其后不久，萧也牧就创作了同样是知识分子改造题材的中篇小说《锻炼》，并由当时的青年出版社出版。

再看另一个因素。众所周知，当代文学的直接母体是解放区文学。建国初期的文学模式与文学形态某种程度上就是解放区文学局部经验的推广与移植。在解放区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延安文学的意义无疑是非凡的。“延安文学意味着这样一个转折：颠覆了‘启蒙’主题对现代文学的二十多年的统治，并为它画上句号。”“扬弃‘启蒙’主题，就要瓦解它的基础——知识分子中心论。这是延安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中之重。”李洁非、杨劼：《主题的变迁与转换》，《长城》2006年第1期。对知识分子中心论的瓦解，主要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关系的颠覆来完成的。在此之前，知识分子充当了工农大众的启蒙者，在精神上具备先天的优势。但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二者的位置被戏剧性地颠倒过来了。“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解放日报》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同时还指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差距，不仅在知识的多寡上，还表现在人格品性层面：“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这样，知识分子一下由启蒙的主体变成了启蒙的对象。于是，在此后的延安文学中，相应地就出现了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纪的《纺车的力量》、思基的《我的师傅》和韦君宜的《三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