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说过，规约的意义在于为这种书写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被认定为安全的模式，从而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从理论上讲，改造与成长的规约确实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因为它完全应和了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的基调。但是，具有讽刺效果的是，这些规约下的作品在整个“十七年”时期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原因何在？

其实，这些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受到批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改造与成长这个规约本身。这个规约本身是具备合法性的，它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知识分子题材创作所划定的唯一合法路径。问题来源于对这个规约的具体操作层面。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理由是作家没有像主流话语想象的那样去落实这个规约，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偏离了规约所设定的路径。这倒不是作家有意为之，而是规约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所固有的矛盾使然。

矛盾之一。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先觉醒的一群，早期的马列主义译介、传播工作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在革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领路人的角色，负有启迪民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的重任。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内的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中国革命的主力固然是工农大众，但是领导工农大众进行革命的却是少数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堪称工农大众的启蒙人。但是，改造与成长的规约却要求知识分子以工农兵为师，接受工农大众的启蒙。既要唤醒大众、对大众进行启蒙，又要将自己置于被启蒙的位置，接受大众的启蒙。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是谁处于精神的制高点？其次，既然工农大众要接受知识分子的启蒙，那么对于工农大众的精神痼疾是否可以表现？再者，怎样处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关系？“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之所以有很多被指责为歪曲了工农兵形象、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等等，很大程度上与这些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