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之二。所谓的“小资情调”，往往指涉知识分子身上与工农兵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修养举止、思维方式等等。这些因素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个体的性格差异等有很大关系。这些特质一旦形成，就会深入骨髓，短期内很难改变。作家无疑也是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特质同样也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虽然他们竭力地想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面貌一新”，成为一个改造好的、成长起来的“新人”，但他们自身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的局限性往往使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的。比如《红豆》中的女主人公江玫，虽然作者安排她在革命的重大关头结束了那段理所当然应该结束的爱情，但是，时隔多年，故地重游，面对那“血点儿似的两颗红豆”，她依然会“泪水遮住了眼睛”，流露出对往事的留恋，从而表现出“成长”的不彻底性。

矛盾之三。改造与成长的规约，按照当时意识形态话语所设定的基调，应该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无论是改造还是成长，都意味着对原“我”的否定。只有当改造和成长完成的那一刻，作者才能流露出赞赏的微笑，但是，一旦改造和成长完成，也就意味着人物命运的终结、作品的结束。所以，这个规约本身对作家的要求应该是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与人物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但是，改造与成长又是一个积极的过程，需要作者的肯定和赞扬。从逻辑上来讲，二者并不矛盾，否定人物原有的缺陷和肯定人物的进步内在上是一致的。困难的是，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在操作中很难做到界限分明。作为作者笔下一个成长着的正面形象，作者往往怜爱有加，批判的意识就会相应弱化，所以经常被指责为对人物的缺点抱有欣赏的眼光。

当然，“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之所以遭到批判，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只不过是改造与成长这个规约本身所引发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