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球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话越正经，越像头上戴着个保险套。

荷兰球星古力特不爱把保险套戴在头顶，他的那堆小辫浓密厚实，任何套子都套不下。有次古力特烦了被意大利记者反复追问，“如果……如果……如果AC米兰这场输了……”

“如果，如果，如果，那么多如果，如果我奶奶有那根活儿，她就是我爷爷。”

在足球更衣室里，屁话不仅用来彼此逗乐，即使是最严肃的问题，也必须用屁话来交流和解决。那些平素看上去温文尔雅、德高望重的老球员，往往是真正的屁话王，最擅长在关键时刻一句屁话就摆平复杂尖锐的问题。

博奇尼是这样一位老球员。他是马拉多纳儿时的偶像，上世纪70—80年代效力于阿根廷独立队。这位身高1.68米的球员，很像今天巴塞罗那的伊涅斯塔。一样瘦弱，一样前额没有头发，一样地带起球来如入无人之境。

因为身材瘦弱，博奇尼一直不被阿根廷国家队看好，直到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对比拉尔多施压，32岁的博奇尼才得到征召。博奇尼在整个赛事中鲜有出场机会，但在帮派林立、明争暗斗的更衣室里，他被马拉多纳称作“师傅”，被队友视作“德高望重者”。

阿根廷队一路杀进决赛。长时间的封闭和激烈的赛事，让球员们面临着巨大身心压力。更衣室里发生激烈争论，论题是：要不要请求教练组许可，全队外出寻欢一次。

赞成和反对的人都有，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候，轮到博奇尼发言，赞成和反对的两派，都期待这个率独立队赢得两届洲际杯的“师傅”说句“公道话”。

博奇尼只一句话，就让那些蠢蠢欲动的球员平静下来，安心呆在旅馆准备和联邦德国的决赛。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够因为想日个一两回就吵成这个样子。要是我们得了世界冠军，全国人民都让我们日翻。”

从来不踢球的小男孩很难理解足球世界的屁话天性，不踢球甚至不喜欢足球的女孩，却有可能对此拥有轻易的感知。青春少年时，女孩对男孩的感知，远胜过男孩自己对自己的感知。

我在女孩的感知中长大。

12岁那年，我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对她说任何一句话，她都会回答，“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和女孩说话感到心跳加速，也是第一次有女孩清晰地指出我爱说屁话的毛病，彼时我已有两年球龄——很快，我为足球和她病入膏肓，我反复阅读球星成长励志故事，球技仍长进不大，更糟糕的是，我给那个小女孩写了信，告诉她我有了两个生命之爱，一个是足球，另一个……她收到信以后，从此不再搭理我。

上高中以后，我开始收到女生的信。有个没给我写信但送过我苹果的高年级女生在晚自习后对我说，“我们班的女生都觉得，当你认真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有魅力。但是，当你不认真的时候，又让人感觉受不了。”

从12岁到20岁，整整8年时间，我像豆芽菜一样疯长，在球技上距离巴乔和马拉多纳越来越远，爱说屁话的习惯却与日俱增——这段时间里，我对异性的期待和恐惧都在爆发，恐惧是因为，我发现那些愿意接近我的女孩，不管她们因为什么欣赏我，都抱有一个潜在的愿望，一个不可告我的目的——她们不会像第一个小女孩当面指出我“神经病”，但她们实实在在地希望治好我，而且，如果治不好，她们终究会讨厌我。

我一度同意过她们的看法，并深感绝望。不因为她们，却因为自己。

我20岁时遇到了玮，她刚17岁。我们开始恋爱时，出于恐惧，我努力减少说屁话的频率，避免吓到她。但适得其反，我渐渐发现，玮从不试图治我。倒是，在我努力隐藏自己的时候，她的眼神里有些无聊和失望。直到我问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法语系组织大一的学生去听高年级的学生讲学习经验。我对学外语是有自信的，不需要谁来告诉我经验或者方法，我只是想看看，高年级那些所谓优秀的学生，都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