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被当作符号存在，漂泊状态会产生疏离

您还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进城农民的风景化。

梁鸿：我特别想通过我的这个“进梁庄”，真切地让你感知到他们是那样的痛、他们是那样的乐、他们是那样的悲，你看的不是风景，你看的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不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已经阶层化了、已经符号化了。打破这种成见是非常难的，你一点儿都不知道他的状况，你一点儿不了解他的内心，我们也不愿意去了解，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您写到之前寻找这些人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的时候碰上一个困难，他们可能频繁地换号码，他们换完号码之后又不去通知以前的那些联系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就是家人都联系不到他们，从这儿好像又看到他们对于自己原本的那些人际圈子也不是那么刻意地维护。

梁鸿：首先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在意，因为他们转换得太快了，可能他在郑州待两个月就跑到广州了，可能在广州待了一个月他跑到东莞了，所以变化太快了，他没有必要通知，他可能会给家里打电话，但如果是一个流动状态他不会说你就一定要把这电话记住，我在这儿要待多长多长时间。

我觉得也恰恰证明了农民在城市，尤其青年农民，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那种结构都是不安定的，尤其是他们工厂的朋友，可能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快就走了，跟着自己的老乡走了，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友谊是非常短暂的，或者说是不深刻的。

这也就反映了农民那种漂泊感，或者说漂泊的状态，当然里面也包含某种疏离，城镇的迅速的变化使得他对心情这种东西会淡远一些。有的时候一两个月打一次电话，当然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家，可能会打电话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只有父母在家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是非常浅淡，这里面又包含了另一大问题，中国农民的老年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