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你的写作难免会触及当下生活并对现实有所反映。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距童年记忆中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而离所谓生活的真实又未必很切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怎样保持对现实的敏感？你卓绝的想象，能克服和超越现实的阻隔吗？

莫言：的确很有挑战性。不管是体验还是想象，都不能解决所有写作的问题。比如我写男性性工作者的时候，曾有出版社的编辑带我去观察过他们的生活。然而，这种了解是非常片面的，落实到写作上，只能是浮光掠影地描写。因为我没跟他们密切接触过，即使接触了，也没办法获得他们的心理体验。所以，所谓的观察、体验只能解决表面性、技术性的问题，作家的限度就表现在这里。就像泡酒吧，我可以成天甚至连着一两个月坐在那里“体验”，但我不可能像十八九岁的小青年那样真正地迷恋，而只能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因为这归根到底不是我的生活。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对我而言就不一样，它跟我的命运紧密相连，已成了我生命履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作家如此，批评家也如此，一个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批评家，要说他对乡土题材有多么透彻的理解，我不相信。反过来，一个在乡村长大的批评家，即便在城市里生活了二三十年，也不见得能对都市题材认识得多深，评论得有多到位。

然而，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年人眼里的当下社会或许未必切近，但它同样呈现出一个有价值的世界。对我来说，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如果我现在来写《红高粱》，那肯定跟我1985年三十岁那会儿写的不一样。当然，那时的写作有它的价值。尤其是那种年轻人的狂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现在已被消解掉很多，这些都会反映到小说中来。然而，纵使生活再怎么变化，对于作家来说，他的独立思维、他的基本价值观会有微调，但不至于改变得面目全非。大而言之，人类再怎么经历大的变化，一些基本的东西即使隔两三代人，也还是不会变的，比如爱、同情、善良这些基本的理念。我们这一代人认同，你们这一代人认同，以后的人们同样会认同，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坐在一起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