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你对当下社会有很大的关切，但总体而言更关注人文教育等影响长远的事物，对眼下为公共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们聚焦的一些更为切实的问题则较少发言。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否会担心你的关切有凌空蹈虚的可能？

张炜：我的写作和发言总是围绕切实问题，并且很具体，这从我的言论及作品中可以看到。我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很想独立和全面地思考。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是一个问题，能否坚持这样的信念又是另一个问题。任何切实的问题都需要长远的关照，不然就会简单化、片面化，变成浮躁的尖音。

傅小平：在最近的几部作品里，你比较多地提到“简单”“朴素”等字眼。我想在某种意义上，你是针对当下纷乱浮躁的社会人心才有此一说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切。前两年知识界就曾发出“拯救人心”的呼吁。我很明白这种关切的重要性，但有时又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要拯救的人心，是和整个社会大背景胶着在一起的，拯救人心也从来都不仅仅是纯粹的灵魂世界里的事情。当整个社会，包括它的政治、文化等都还处于一种令人沮丧的状态时，拯救人心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你是否会被这种无力感困扰？

张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没有什么奇怪。知识分子要践行，更要提议和呼唤。如果大家都觉得没用，都不说话，这个世界就是无声的了。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方向做一些好事，这个社会的大背景才能改变。如果等待社会的大背景改变了才去做，那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傅小平：赞同。此前你参加上海书展，参加“《行者的迷宫》座谈会”，以“默与鸣”为题，未尝不是包含了这样的呼唤。是回避社会责任而刻意地保持沉默，还是明知要付出一些代价，都要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张炜：“默与鸣”的说法源于古代的范仲淹，原话大概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在强调一个人要说出该说的话，强调为人的责任。真话还是要说的，尽管有时这会让人讨厌。弄清讨厌的是什么人、喜欢沉默的是什么人，这个很重要。“话多必失”，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患得患失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其实一个民族的文明正是说者建立起来的，作家需要起码的勇气、天真和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