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他那群教练朋友们都认定我是踢足球的料。在20世纪80年代的奥德萨，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可是一件大放光彩的事。一些令我望尘莫及的作家就曾以西得克萨斯高中足球为题材进行过创作。简而言之，有越多关于我足球明星未来的言语入耳，我就越想在人生中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来。

五年级时，我所谓“离经叛道的事”郑重其事地前来拜访了。我们被友好地带进了高中时的音乐厅，去欣赏一场由当地交响乐团演奏的免费音乐会。活动的意图是让我们在目睹了名角的演出后，报名参加来年的管弦乐课程。为达到一击即中的效果，管弦乐队表演的大多数节目都来自电影《星球大战》的配乐。这样的安排略显滑头，但很奏效—至少对我而言。你可能会想，中部的奥德萨交响乐团只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但说实话，他们的技艺毫不逊色。乐曲掠过我幼小的双耳，听起来仿佛天籁之音，是神灵们在演奏《星球大战》。

(多年以后，我也俨然成了半个行家。在音乐厅演出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仿效当年教授低音长号的那位老师。而我的演奏曲目呢？五年级时的《星球大战》音乐会此时已进化成了约翰?威廉斯的混合曲—包括《外星人E.T.》和《夺宝奇兵》的配乐。这些都是斯皮尔伯格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

12岁时，我加入了初中在读学校的乐队，成了一名长号手。即使现在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依然会暗暗想到这一身份。我会坦承，我是一名出色的长号手。事实上，高中毕业时，我已在长号演奏上初露锋芒。我赢得了一大堆个人演奏的奖牌（现在提起这些似乎有些可笑），参加了密歇根的国家音乐营（现在更名为英特洛登艺术营），并最终坐上得克萨斯州交响乐团的第二席。我不是一名杰出的长号手，当然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出色，但我并不差劲。现在，我比三流的演奏家强一些，但也称不上一流。正如年老色衰的昔日选美大赛佳丽不会登上阁楼，在镜子前重新穿上当日风华正茂时的绶带和泳装，我的长号也因疏于练习而布满灰尘。时间是残酷的。

高中时，谈起演奏，我就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真是洋相百出。上大学后，我的心态有了改变。新的长号老师是个心平气和的人，我的改变部分受到他的影响，部分也归结于自己生活中出现的若干重大变化。

18岁时，我娶了高中时的女友为妻，这一决定立马被证实是错误的。22岁时，我与父亲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断裂。当他站着在院子里和一个邻居聊天时，因为患有动脉瘤，话说了一半就晕倒了。身子着地前，他就已咽了气。我所处的世界越来越令我捉摸不透。顷刻间，究竟是我还是我邻座的男孩演奏得更为出色已不那么重要。远离了高中时充斥着立体音测试、硝烟弥漫的竞争环境，我所剩下的就是音乐了。我后知后觉地开始领悟到音乐世界的真正内涵，而这么多年来我就像一个游人一样徘徊于其中。我略微地成长了一些，算是在正途上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