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从表演性、音乐性与歌诗语言艺术的关系入手，对魏晋南北朝不同阶段的歌诗与其他文体，以及哀挽活动与挽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视角的转换使得一些以往被忽略的问题开始凸现出来，我们从中发现：

建安风骨，或者说建安诗歌“慷慨悲凉”的美学特征的形成，除了受到建安士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和世积乱离的环境影响外，与清商乐的音乐特征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以此类推，其他时代诗歌风格特征的形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音乐，自然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比如宋词的婉约之美，我们常常以为是男女之情的特定题材所决定的，对于音乐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却似乎始终关注不够，以至于直到今天也不甚了了。

汉晋时期的故事体歌诗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多数可以看作是对历史故事的改编。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历史事件曲折诱人，本身就具有传奇性，适合于改编；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歌诗表演需要以曲折的情节、传奇性的人物吸引听众。而后来的变文、诸宫调、弹词、子弟书等说唱文学及各种戏曲，也喜欢改编同类的历史故事，并在吸引观众和听众的手段上，与故事体歌诗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说唱文学与故事体歌诗之间的关系、代言体歌诗与戏曲代言体之渊源，均值得深究。

南朝清商曲辞的艺术特征是在创作背景与表演要求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受音乐限制和民间情歌的影响，清商曲辞在形式体制上不同于汉魏歌诗，多是五言四句的短篇。这种歌诗语言形式，实际上是古绝的先声。我们讨论唐代成熟的绝句时，不能不上溯于此。而对于中国诗歌中长篇凤毛麟角、短篇终于成为大宗的现象，不论有多少解释，我们仍需对清商曲辞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三致意焉。

受北方鼓吹曲、横吹曲影响，南朝出现了迥异于柔媚温软之宫体诗的另一种歌诗和诗歌。它以激越悲壮的声调和风格，展开想象的翅膀，描写边关风物，表现报国壮举，展示战争酷烈。作者也把写作宫体诗的经验用于拟乐府边塞诗的创作中，将征人思妇“蓟北”、“城南”相望的悱恻缠绵与边关将士“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浩气豪情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柔情与壮采兼得的新的文学类型，不仅直接揭开了唐代边塞诗兴盛的序幕，也为盛唐诗论家殷璠“情来”、“气来”的理论总结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间音乐与歌诗、诗歌及不同诗歌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不能不让人深思。

在哀挽活动与挽歌的艺术特征之间，我们发现送葬、拜墓等哀挽活动对葬礼挽歌有着直接的影响，后者诸多的艺术特征，正是在前者的制约和规范中产生的。而非葬礼文人挽歌看似已经摆脱了哀挽活动的限制，而实际上这类挽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在深层次上依然受到哀挽活动的深刻模铸。因此，挽歌与哀挽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社会礼制影响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个显例。所有这一切，对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补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