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视”筹备期间，我参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播，副总经理张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视”节目部以副经理名义兼任编审组长，我说电视是个争大名夺大利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问没有能力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所建树，还是留在“中广”公司吧。那时广播、戏剧和新闻三界多少英才志在“中视”，纷纷央党政要人写信推荐，黎总没有时间细看，人事室把它们简化了，造成一份名册，名册的格式很特别，第一栏先写推荐人，第二栏才是被推荐人，下面依次是被推荐人的学历、经历、希望担任什么职位。黎总披阅时，先考量推荐人对公司前途的影响力，然后才是想来谋职的那个人是否适任。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还能想到调用我，实在是我的荣幸。可是这时我的虚荣心所余无多。

后来编审组长由副经理杨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杨仲揆找我，他说工作实在太忙，很希望我去为他分劳。我初入“中广”担任编撰时，他是编撰科长，他的学养很好，我曾经说他“言忠信而行笃敬，明理论而通实务”。那天我们的谈话值得一记。

我说“中视”人事关系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比“中广”更甚，长于权谋的黎总经理行事风格，只有更加“兵无常法、水无长形”，我和他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善始难以善终。他说《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才是统驭大师，你在“中时”多年，看见过沧海，怎么还会怕水？我说《中国时报》是余董的私人事业，私人事业的老板握有绝对的权力，说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恶恶能去，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暮四朝三，总会五六不离七。“中视”公司不同，黎总只有相对权力，人事制度、会计制度、长官意志、党政传统处处设限，他说得到做不到，为了推动工作，只有伸出马鞭对空虚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较难伺候。

杨仲公知我甚深，他话题一转，谈到我怎样开始做影评人，谈到影评人老沙、萧铜、汪榴照，谈到新闻局拍纪录片我写过几个剧本，他说我对杂志、报纸、广播、电影都有工作经验，倘若再加上电视，那就经历完整成为媒体写作的全才了！写作是我最后的执著，他这句话击中要害。

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中华日报》销路下跌，广告减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从第四组主任的高位请下来，担任《中华日报》的社长，高层认为只有他能够把《中华日报》的形势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他用蓝色铅笔写着：“鼎钧同志，请来《中华日报》一谈。”字体大，笔画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时我也认识几个大官，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的姿态，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见你，但是无论你说什么，休想我答应。

后来我知道，蒋公喜欢用一种高档的进口铅笔批公文下条子，那种铅笔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剥开。蒋公的“身边人”外放独当一面，喜欢仿效，楚先生跟中央党部四组写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错过他的美意。

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